最近，我在北京国家图书馆翻阅民国时期书籍，发现一本范长江编辑的《西线风云》（1937年11月由上海《大公报》初版），引起了我的兴趣。我再次翻阅中文图书目录卡片，又发现范长江编辑的增订版《西线风云》（1938年1月在汉口出版）。我把它们借出后详细翻阅，终于发现在后一版书前，除原有的王芸生“序言”（即“王
范长江（1909-1970）是中国现代新闻史中的一位重要人物，他的通讯集《中国的西北角》、《塞上行》闻名于世；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任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目前以他和邹韬奋名字命名的“长江韬奋奖”，已评选到第九届，这是中国内地新闻的最高奖项。范长江的这篇“增订版自序”，在其早期新闻生涯中，应该占有重要地位，同时也是对晋察绥战地采访的一个精炼的总结。但在我的印象里，已往编辑和出版的范长江文集中，始终未能收录其间。为了印证我的看法，我翻阅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陆续出版的有关资料，如范长江著《通讯与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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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线风云》内之“增订版自序” |
《西线风云》初版于1937年11月由上海《大公报》出版，当时抗战已全面爆发，尽管处于战时，兵荒马乱，但书中所记述的记者笔下的抗日激情和顽强反击的精神，使读者大为感动，该书发行量上升，销售门市告罄。为了满足读者的一时之需，加之初版仓促，有许多战地记者的通讯未能及时收录，因此范长江不得不考虑增订再版的问题。他在繁忙的采访工作之余，继续搜集战地通讯，并为再版准备了这篇“增订版自序”，此文写于1937年12月间的汉口，文章不长，仅有710个字。
范长江在这篇“增订版自序”中，重点叙述他担任《大公报》采访课主任指挥战地记者，如《大公报》的孟秋江、陆诒、方大曾、邱溪映、徐盈等，为什么要以晋察绥为采访方向，他说：“一部分朋友始终坚认中日战争的主战场在华北，而山西、绥远、察哈尔又为华北战场的根本。……我们仍然要坚持华北抗战，绝对不能让日寇安安稳稳地建立他幸得的战果。华北如果让日本安定了，日本在这一阶段上的战争已经成功了十之八九了。”范长江以此说明华北在全国抗战中的重要地位，同时他在书中还选录了另一位《大公报》记者章丹枫的文章，即1937年10月14日上海《大公报》发表过的《西战场之军事地理》，用以印证他的观点。
范长江在这篇“增订版自序”中，还向读者强调，自1937年12月以后，上海、南京相继失守，日军深入江浙皖一带，使之成为中日军事争夺的主战场，“然而日寇之所以敢于在江浙如此猖狂，是因为我们在华北战场上未曾采取积极地活动”，其原因是“因为我们政治的腐败与军事的分歧，西线的出击未能成功，反而给日寇把我们华北战场的根本占去大半，重要据点，通通已入敌手”。范长江在此又一次强调了西线战场（即晋察绥）在整个抗战中的重要地位，他说：“因为西战场是我们战略上最机动的战场，而敌人对付西战场也是极富于战略意义的作战，所以从战略和战役的观点，而战场战争的经过是比任何一个战场有变动性，有更丰富的内容。而我们在这一战场上的政治军事活动，比那一个战场都错综复杂，而有反映中国各方面问题的资料。……我们要翻本，必定从华北反攻开手，而争取西战场的优势又是前提。我们要能有力的重整旗鼓，必须军事政治的大改造，而西战场上各面军事政治的对比，就是很好的参考。”这其中最后两句话，是有深刻含义的。当时的西线战场的中国军队，既有国民党中央军、本土晋绥军，也有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既有正面战场，也有敌后战场，既有阵地战，也有游击战和运动战，这一抗敌局面，确实值得“很好的参考”。
对于增订版《西线风云》中载有26篇战地通讯，范长江说：“我们几位工作朋友，抱定真切报道的志愿，分头奔驰各战场，但是零星发表，很难给人以系统参考的便利，我因为有一时期后方工作的余暇，特按战争经过先后秩序，编为是书。本书月前在上海出版后销行甚广，因感一般读者需要之迫切，乃在汉口重印，并将山西战争全部材料加入，欲读者能从本书中，亲切地看出战争之演变，和这些过程中告诉我们一些什么东西。……本书中没有一篇不是在死生线上换来的作品，我虽然尽了系统编列的工夫，而每一篇的精华，仍属之于各篇的作者。”
本文所记叙的这篇被尘封70年的范长江为《西线风云》撰写的“增订版自序”，对于我们今天研究抗战初期的军事史和新闻史，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分析问题的思路，它无疑是一篇不可多得、具有重要价值的珍贵文献。当然，书中的26篇战地通讯也同样弥足珍贵。我真诚希望有眼光的出版者能够重新翻印出版增订版《西线风云》，让今天的读者全面了解70年前战地记者们的风貌和他们对残酷战争的纪录，这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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