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是于丹，一边是范曾。一位是少年书生，80年代末就在中国文化研究所。一位是画坛泰斗，但是“所龄”才两年多。我笑：在中国文化研究所，于丹是元老，范公是新人。
于丹说在今天这么多前辈面前，她实在只是小萝卜头。李泽厚走来说，你于丹现在的影响可不是小萝卜头。我说，那么就是大萝卜头。
20来年前，于丹去李泽厚家约《中国文化》的稿件。结果一见李泽厚，就滔滔谈起《美的历程》，把约稿的事忘一边了。李泽厚看这个小女孩言谈中随处引经据典，很是惊诧。20来年后他俩的第二次见面，这位引经据典的小女孩几乎成为尽人皆知的《论语》传道人。
于丹对李泽厚说：您记得吗？那回我去您家，就是约您的《论语》文章。
我说你们这相隔20来年的两次见面，本身就是美的历程。
这是2008年11月30日。国际俱乐部二楼的一间大会议室，摆开了马蹄型的会议桌，纯白的桌布上，高高的玻璃花盆托起大捧大捧的白玫瑰，白玫瑰间垂下的绿叶，呼应着桌布上遍撒的小花瓣。
冯其庸先生在讲话中，说到一般单位若举办20周年的活动，可能张挂大红横标。但今天没有横标，没有红花，全是白花，桌上更是像天女散花。中国文化研究所，就是像一泓清水，从20年前不急不慢地流过来，又像君子之交淡如水。今天来的老朋友，也都是这种风格。
而且，不请电视台，连按动傻瓜机的也都是自己单位的自家人。
这天晚上王蒙与梦溪通电话，说及他现在不大愿意参加活动，喜欢自己玩。我想今天白玫瑰间的各位，虽都是学术领域的不辞劳苦又乐在其中的领军人，那份“不愿其外”的执着与专注，也都相当于“自己玩”。
开会时梦溪请88岁的何兆武先生讲话，何兆武说，现在请史学家李学勤先生讲话。大家都笑了。何兆武是史学理论家、翻译家，早年求学西南联大，最近出版的《上学记》很畅销。据说他还要写《上班记》。李学勤先生正忙着整理他们新得的一批宝贝，战国时期的竹简，上有古文《尚书》和近似《纪年》的史籍。他从战国现场抽身赶来这个白玫瑰的世界，看得出他眼睛周围的疲惫，但更看得出的，是他那眼睛特有的热情，不管是战国简还是匆匆赶来参加的这个会。他说《中国文化》杂志是他的老朋友，今天是来看老朋友。
这个非常西式的空间里，走动着非常中国的学人。清史专家戴逸先生我多年不见，已是白发白眉，叫我想起鹤发童颜四个字。
老辈学人各有真性情。余敦康先生，这天正在讲课，是被人从讲台上请下来送上车直接拉到这里的。感觉中不啻是绑架。90年代的一天，有一次10多位学界长辈在我家聚谈。记得有戴逸、李慎之、庞朴、汤一介、李泽厚、余敦康……其实当时在座好几位我都不认识，只是很好奇地坐在门边听这些真性情的学者讨论、争论乃至争吵。最有个性的便是这位余敦康了。20年后听说他是从讲台上给“绑架”来的，我不由心生感动，因为我虽然只是第二次见到他，但我太知道他的性情，他不想做的事是一定不做的。
董秀玉说中国文化研究所每次聚会，多是学界长辈（唯王蒙是作家，不过他是第一个提出作家学者化的），但这次怎么把于丹这么时尚的人也请来了。于丹的讲话，早已成为文化的品牌，名牌。我说其实于丹小时候就是这么讲话的。于丹笑：只有你有资格说这话。
认识于丹的时候她才16岁，一身牛仔装，两根小辫子。这回在白玫瑰旁她小声问我：你还记得那回在仿膳你吃了几只夹肉烧饼？我说这我可不记得了。我怎么能记得80年代初我吃了几只烧饼？于丹笑：那回你吃了4只夹肉烧饼，还要吃第5只，让刘老师抢走了。
这时我看见吴昭先生拉开一个长长的袋子去取古琴，立刻想到好像007系列电影里，拉开一个长袋子，取出杀伤力超强的枪支。吴昭把古琴摆好，试音，我又想起周星驰的电影《功夫》，觉得他这么拨弄琴弦，弹着弹着吴昭的功夫能让一捧捧白玫瑰都飞将起来。
中国文化的功夫，或许已经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力。乐黛云先生讲到最近要在京召开孔子学院负责人大会。乐先生研究跨文化沟通，经常在亚洲、欧洲、美洲间跨越。但是今天她每跨出一步都要依靠拐杖。实在不忍看着她腿坏了还要撑着来支持她的“小弟梦溪”。汤先生乐先生和“小弟梦溪”的友情有年头了，大约比改革开放30年还要长吧。
会议开始了，我从改革开放30周年的联想中，回到中国文化研究所成立20周年。没有改革开放，王蒙不会从右派到部长，也不会有能力支持文化所的前身中国文化研究室的成立。王蒙说现在谈中国文化过于热了，但中国文化研究所和《中国文化》杂志，一直不冷不热地坚持下来了。有的刊物隔20年不能看了，但《中国文化》是独特的隔了20年又看还觉得真不错。汤一介先生接着说，1949年前能留下的刊物是《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80年代后，《中国文化》是可以留下来的杂志。
在座都是《中国文化》的老朋友。我想起今天这个“戊子岁尾雅集小柬”上引用的诗句：呦呦鹿鸣，食野之萍，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中国文化》从创办就能在两岸三地出，是因了三联两位老总沈公昌文和董秀玉的玉成。沈公说“批林批孔”那当儿他是前门饭店会议的记录人，所以现在对于丹讲《论语》特别支持。今天才知道于丹曾经是梦溪的同事（于丹说：是部下）。秀玉讲到《中国文化》很学术很性情，尤其有一份很低调的坚持，是不管东南西北风的坚持。
所以，范曾说梦溪办中国文化，有悲壮之感。文化，一定有亘古不变的东西，这是今天应该坚守的。而于丹能为千万群众打开文化的阀门，功德无量。
现在担当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是陈平原。梦溪说是严家炎先生之后的又之，又之，又之。在这个场合便是小青年了。他讲话总有一种牛犊感。明晰而叫人来精气神。他说及《中国文化》与现在所谓的学术规范不完全一样，是学问，是文章，是性情。是半个世纪以来惟一一本可以发文言文的刊物。编者认定的人，不管什么文章都可以采纳，明显体现了对学术对作者的尊重（梦溪插话：譬如缪越、程千帆、张舜微）。
这位北大中文系的牛犊系主任讲完后，才论到今天的少年书生。小萝卜头于丹是24岁到中国文化研究所的，那时在恭王府。她踩着吱吱哑哑的木楼梯，推开吱吱哑哑的门，透过窗户，看到阳光漂浮，花瓣落地。文化所的墙上，她第一次看到这席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小于丹感到一种震撼。在中国文化所的气场里，每周一次的上班，她觉得都是文而化之，好像魏晋名士的清淡。感到文化是一种情怀，是一种生命的态度，而现在逐渐知道了文化的使命和担当。
于丹去李泽厚家约稿那回，抱了厚厚的手稿回来。那手稿沉甸甸的，给人安全感。那感觉至今依然觉得那么好，至今她都不喜欢电子文本。她说，晚生后学今天能见到这么多中国文化顶级的人物，诚惶诚恐。她不敢谈学问，只是有热情，愿为中国文化做一点点事。她觉得今天这个会，她的收获是最大的。前辈们支持的不是她个人，而是她的尝试。
于丹说，她是《中国文化》的副刊，摆在这里，接受大家的审阅。
于丹说话的时候，我感觉中国文化的薪火相传，香火缭绕。而杨振宁先生的发言，又把中国文化放到全球化的背景下审视。他说及50多年前，在他人生非常重要的一次会上，他说他是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共同的产物。现在回国已5年，有一次看牙医，问椅子为什么要买德国的？回答是国产的不好。他想为什么我们火箭能上天，椅子却做不好？这里有非常重要的道理，与中国文化有密切关系的道理。他希望传统文化对中国现代的发展，起更大的作用。
我想起梦溪刚才在会上说的，中国文化的会，放在西味十足的地方开，是觉得研究中国文化，不要以为只有中国文化好。不要上自己专业的当。钱锺书说：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
长辈们开始离席了，桌上的白玫瑰只能“自己玩”了。有一位后生少言寡语的，但是一直恭敬地站在一位位长者身边，一直经心地护送每一位长者离去。感觉里，会前会后老见他站着。以前有护花使者一说，而他叫我心生一词：护学使者。他叫王文章，忠诚地守护着写文章的人，守望着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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