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在这一天，我第一次见到当时的常务副社长于春迟。记得他看上去也就30岁左右，着深蓝色西装，系一条灰蓝色领带，温文儒雅是他予我的第一印象。他很礼貌地与我们握手，然后直接用低沉的语调向我们介绍外研社的基本情况，成立的时间，发展的脉络，产品的布局。说到投入时，会把双手十指相合扣于胸前，镜片后面的目光舒缓含蓄。说到那一年的新书，他拿起手边的《朗文十万词》：“这个书是从国外引进的一本阅读词典，收词10万条，特别适合在旅途中、闲阅时急用，开本也小，揣在兜里很便利。国内没有与原版图书封面一样的纸，我们特意从香港找到了。再比如这一本……”那时候的他已全面主持社里的日常工作，分管出版、销售、储运、财务，对每一个产品的动向了然于心。
那时候，见到李社长的机会还不是很多，好像他已经开始忙着筹备大兴基地的建设。对那一年最深的印象就是无论在楼道里还是在大会上远远望着李社，他自始至终都是西服挺括、白色衬衫配漂亮领带，发型齐整、皮鞋锃亮，春秋冬如此，酷夏亦如此。于社、蔡总等也无一例外。有了这样的表率，外研社怎么可能有邋遢的员工呢！这是要求外研社从每一个细节上，都能体现一个大社的风范。
后来，我开始着手负责全社的媒体外宣工作，其中很多重大活动的发布、项目推广都是李社长事必躬亲，跟在他身边的我战战兢兢。一次，手拿一份广告稿，来到他办公室请他审阅。坐在大班台后的他，拿着笔逐句推敲。我如履薄冰地站在他对面，偷眼看着他手中的笔，办公室里安静极了。突然，他把笔一摔，猛地站起来，两眼一瞪，高着嗓门说：“胡晓凡，你认真看过了吗！”我一愣，嗫嚅着呆站在桌前，不知说什么好，接着一连串严词批评劈头盖脸砸来。然后，社长长出了一口气，重又坐下开始逐字逐句修改和调整版面，等他再抬起脸时，语气和缓许多：“我不管你以前是做什么的，到外研社来，任何事情都必须认认真真。因为外研人最讲认真。”我只记得当时的我拿着他改好的稿子汗颜之余、折服至极。当我不知所措地退出社长室时，我又抱歉地回头望了望他，居然他也在微笑着目送我，那笑容有点无奈还夹杂着点长辈对晚辈的体恤。刚一进楼道我的泪就下来了，好强的我认真地体会着“认真”二字。
类似的故事我后来还听说了很多，就像电影《霸王别姬》里程蝶衣的师傅告诫他的那句话“不疯魔、不成活”，我们就在这样一种有如“师傅带徒弟，又骂又教”的方式中渐渐成长。这也是外研社的一种特殊文化，不管你以前是做什么的，不管这个岗位你是不是做过，外研社都会给你平等的机会，给你极大的信任，让你尝试。就算你出错了，你被狠狠批评了，领导们也并不会因为你出错而对你失去信心，不再给你机会。但是你在尝试、实践、批评、改正的过程中进步会很快。我开始体味：成长，原来是一生一世的事。我很享受这个被批评的过程，并对他们日后的包容心存感激。
感激改变着我的言行举止。作为一名普通员工，在接听每一个咨询电话时，我要真诚、耐心；会见每一个客户，我要让自己着装得体，措辞恰当，以符合外研社的气质、形象；我关注外界所有关于外研社的信息，为成绩而欢欣，为批评而焦虑；我会给身边的朋友不厌其烦地讲述外研社的领导、员工如何拼命工作，老一代外研人如何艰苦奋斗、无私奉献。我希望我认识的、不认识的人都来了解外研社、热爱外研社。我每时每刻都义不容辞地当着“外研社的代言人”。
我在李朋义、于春迟、蔡剑峰等老师的身上，学到最多的就是――胸怀，因为领导们的包容与信任，让我有施展自己的舞台，让我能在工作中学习，在错误中成长。也让我明白“有容乃大”既是为人的品格，更是做事的风范。曾经年少轻狂无知无畏的我，今天终于可以有些许淡定的从容。
今天，当我回想自己来到北京的10年时间，回想改革开放带给中国人的巨大变化，回想来到北京有幸结缘的那些鲜活的面孔，我曾经的老板――席殊、还有当当的李国庆、晨报的丁人人、信报的陈炼一、外研社的李朋义，还有很多个生命里曾经记得或者淡忘名字的匆匆过客，我都庆幸自己有缘与他们相识，并且一起工作，感受这个时代的风云际会。
几天前的一个夜晚，我和一位朋友站在紫竹桥过街天桥上，望着繁灯下的车来车往，我自顾自地说：我真想写一本书啊，就记录外研社这些年、这些人、这些事。我的朋友笑说，不如今晚就开始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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