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春天有个约会

2008-12-17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卢晓蓉 我有话说

“碧玉妆成一树高”，大地褪去黄龙袍。2008年的春天，在一阵冰封雪冻之后如期而至。

4月10日那天，我陪同先生登上了赴欧洲开会的行程。这次会议是由斯洛伐克著名汉学家高利克教授发起组织的国际汉学研讨会。高利克教授曾于1958年到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那时，他的中国同学们正停下课程，忙于“拔白旗”的学术大

批判，学业几近荒废。年轻的高利克在为众多智者无辜浪费生命而感叹之余，把从运动夹缝里学到的中国传统文化带回自己的祖国，在那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如今欧洲许多国家的汉学界都有高利克教授的学生。参加这次跨国会议的代表，除了来自中国大陆、澳门和台湾的学者外，其余都是欧洲的汉学家，包括两个东道主国和德国、瑞士、捷克、以色列等，充分体现出思想文化的超国界、超政治、超时代。连到场祝贺的中国驻斯洛伐克大使馆文教官员，也称有上述诸国代表同席而坐的学术会议，在斯洛伐克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在布拉迪斯拉法科技大学高大敞亮的会议室里，各国学者相互交流，共同切磋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北京大学著名教授汤一介和乐黛云夫妇联袂出席。汤先生首先发表了题为《在欧中文化交流中重建中国哲学》的演讲。他深入浅出地阐述了20世纪初叶，中国哲学得以从孔、孟、老、庄的思想源流中脱颖而出，成为一门独立学科，正是运用西方哲学研究中国文化的结果。其代表人物有学贯中西的严复、谢无量、冯友兰、张东荪、熊十力、金岳霖、贺麟等。北京大学哲学系也应运于1914年正式成立，当时名为“哲学门”。而今重建中国哲学，则需要中西文化在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的交流融合。为此，全面而准确地翻译和推介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是必不可少的。“当初，中国把印度佛教经典翻译过来用了整整一千年，而今要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作品翻译成外文，至少需要五百年。”汤先生语气柔和，却毫不含糊。为了勉励在座的后生，年逾八旬的他充满信心地说：“我们可以从现在开始。”

会上，各国代表互相交流的学术论文涉及多个方面，其中包括考古成果的新发现、经典文学作品赏析、五四运动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关系等等。篇篇论文汇成的累累硕果似乎表明，汤先生的信念植根于中西文化交流丰厚的土壤。在维也纳孔子学院的会议室，捷克汉学家戴维（David　Uher）用相当标准流利的汉语普通话介绍了他的老师，已享米寿的Oldrica　Svarny’s教授几十年来潜心研究汉语语音学的感人事迹。Oldrica　Svarny’s生于1920年。他从1945年开始学习英文和俄文，上世纪50年代转学汉语。“布拉格之春”事件后，他因不满苏联入侵，辞掉了在东方研究所的工作，独自在家搞研究。在研究汉语的同时，他还研究藏语和其他欧亚语言。80年代，捷克走向民主开放，高利克教授便请他去了布拉迪斯拉法，教授斯洛伐克学生，直到去年他才以87岁高龄退休。Oldrica　Svarny’s教授经过多年潜心研究得出结论：汉语不是典型的声调语言，它还具有音调和节奏感这两大要素。他对学生强调，学汉语如果只记住声调，忽略了音调和节奏感，就等于“捡了芝麻，丢了西瓜”。为此，他花费了大量心血，收集了一万多个例句，编纂了一部辞典（共4册）。从而交给了学生突破听、说难关，打开汉语大门的“金钥匙”，深受学生和汉语爱好者的欢迎。当天在场的中国学者也对Oldrica　Svarny’s教授这一独到的研究成果表示赞叹，为他对中国文化的痴情和贡献深表感激和崇敬。

会议从布拉迪斯拉法移到维也纳的当晚，接任东道主的维也纳大学教授李夏德，在维也纳新区环境优美的四川饭店宴请全体代表。李夏德教授的名片上用中文印着一大串头衔：维也纳大学对华代表、孔子学院院长、维也纳大学东亚学院副主任，奥地利汉语教学协会主席、奥中法学协会委员。“每年至少要到中国十次”的这位奥地利本土学者，莫非也爱上了我的家乡菜？那晚的宴会，既是东道主给与会代表接风，也是全体代表为高利克教授的75岁生日贺寿。高利克教授即席发表了激情洋溢的讲话。他回顾了在中国留学的生活，讲述了在斯洛伐克和欧洲教学、研究和推广汉语言文学的不凡历程，也谈到了当前存在的困难，特别是经费上的困难，他不由哽咽道“这将是我最后的晚餐”。在场的各国老中青同道们纷纷为他献上了热情的祝词，用中英文同声高唱“生日歌”。欢声笑语一浪高过一浪，引得那位香港女老板也前来捧场。“以文会友，以友载道”，让高利克先生“最后的晚餐”，变成了他和全体与会代表重新起航的“加油站”。今年10月，北京大学为这位卓有贡献的老校友举办了75岁诞辰和进校50周年纪念会，便是最好的佐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