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总和庄锡华先生，两位金陵的孔雀，先我去了更东南的泉州和深圳。许老师治中国诗学，我们方向很近，但一从文史一从美学入手，差别也显而易见。当时《中国诗性文化》刚刚出版，由于学术路数不同，其中的许多提法他应该是不赞同的，但与我不时遇到的“卧榻之下，岂容他人鼾睡”者不同，他以优美的文笔在《人民日报》上写了书评。由于这似乎代表了古代文学方面的一种态度，所以真是重要而及时的。印象中最深的是在他白云园的书房，许老师谈起一个很浪漫的愿望，就是要在中国每个学术杂志上发一篇文章。他视力不好，写得已经很多，我不知道他的这个愿望后来实现了没有，但他说话时那种孩子似的表情，我永远也忘不了。庄老师研究文艺学，与我为稻粱谋的方向一致，这是一个更加少言寡语的人，我们完全称得上“人淡如菊”。我从未去过他的家，尽管有一段他就住在北京西路编辑部的后面，是我上下班的必经之地。他也只到过我家一次，拿着厚厚的《美育新思维》，说明希望要我写篇评论的来意后，茶水还没有泡上，就腼腆而匆匆地离开我在芳草园的寓所。后来他在我主编的《文化中国・边缘叙事》中还写过一本《诗心沧桑》，但真是对话很少，以至于我想不起来我们曾在一起说过些什么。
编辑部中与专业有关的，还有年轻的刘蔚和赵涛。真正以诗会友、或有酬答的，则是现任主编韩璞庚兄。他的导师唐友伯先生治康德哲学，与治康德美学的劳承万先生很要好，我们由此算有些世谊。在我刚到南京不久，唐、劳来宁公干时请我们一起吃过饭。但他从未像兄长一样约稿示好。记得在南京时只有一次约稿，他说：“你到南京也几年了，我一直不想约你稿子，因为你写得多，什么时候你用功写一篇，不要重复以前的，再给我吧。”我哭笑不得：“你什么意思，是说我写东西都不用功，都是重复自己……”尽管他矢口否认，但我还是觉得他的态度挺严肃的。尽管自己也可以称得上略有襟怀，但对突如其来的逆耳之言，当时无论如何也不能吐纳自如。只是随着时光流逝，身边的幻景与喧哗越来越多，才真心感受到一种兄长的厚重关切。不谈学术，但还有诗。璞庚兄一直写旧体诗词，我也是由诗人而入学人者流，但放弃此道已经多年。在南京的某一天，手机短信中收到一词，起句是“闲居江东十八载”，意境美妙，有《三国演义》卷首词的风采，末署“潜阳居士”。当时的手机还比较落后，储存号码有限，不能显示发信人，又不好回电去问，所以有几年一直享受着不知何人送的礼物，直到后来手机换代，才知道“潜阳居士”就是研究哲学的璞庚，心中一下大有好感，以往的芥蒂烟消云去。此后，我们还有过多次闲暇与感兴酬唱。
在南京时，我和璞庚同住在龙江芳草园，但彼此并没有串过门儿。只是有一天晚上，我在小区花园里纳凉，听到不远处有人十分投入地唱苏轼的“明月几时有”。当时并没有靠前看，怕影响了歌者的雅兴，但后来我一直疑心那就是诗人璞庚。此外，我们还多次相约过喝酒、聊天，但都没有兑现过。其实，璞庚尽管喜欢诗，但本职工作也做得很好，《江海学刊》的学术影响力就是明证。
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也是中华民族困厄摧折之年，值此蜀璧破碎、多难兴邦之际，《江海学刊》迎来了自己不平凡的50岁生日。余生也晚，“躬逢胜饯”。正所谓“锺期既遇，奏流水以何惭？”故而不避琐细，“恭疏短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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