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传》，吴中杰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8月第一版，42.00元
多年来，鲁迅研究界一直有“回到鲁迅那里去”的呼声，但鲜有人做到。读了吴中杰先生
鲁迅具有深刻的现代意识的追求人的解放理想。他是文学家和思想家，而不是政治家。但是在“文革”及其前后的很长时间里，人们把他政治化了；后来的鲁迅评述，也没有完全摆脱政治思维的缠绕，常受到当时社会舆论的影响。例如近年来，有的出于对“和谐社会”的浮面理解，或随着简单、笼统地宣扬“国学”的思潮，淡化、贬抑甚至否定鲁迅当年与黑暗势力的顽强斗争，回避鲁迅始终如一的对中国封建主义的深刻批判、对人的自由个性的热烈追求，以致虚化了、抽空了鲁迅固有的精神。与过去的政治化中高度颂扬鲁迅相反，一些人渐渐失去对鲁迅应有的敬意，但简单化、片面化的实质上是相同的。这部传记，则全面地、历史地分析鲁迅对国学的态度，指出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固有之血脉”的坚守和对真正的国学家的尊重，同时毫不含糊地肯定他对五四时期“国粹派”反对改革、反对新文化运动的猛烈抨击。在此基础上，作者明确表示对当下那种思潮的不满，说我们“不能因为新文化战士们反对‘保存国粹’，就指责他们割断历史，全盘否定文化传统”。又如对胡适，现在人们一味赞美胡适的宽容、公正和主张言论自由，以迎合潮流，获取读者。传记却如实叙述胡适当年如何以“诤友”立场，抱“补偏救弊”的目的，向国民党政府进言，来请求它给予言论自由，从而肯定了鲁迅对他的尖锐批评。传记的评述让我们看到，胡适是并不真正具备现代知识分子所当有的独立、自由的精神的。
由于实事求是，传记对一些具体事件的叙述也没有简单化与片面化。30年代国民党省党部呈请通缉“堕落文人鲁迅”，过去只说是因为鲁迅参加了“自由大同盟”，以突出国民党反动派对鲁迅的迫害之深。传记当然也写了这一点，然而又指出其原因不全在此，还与主持其事的许绍棣和鲁迅及相关人员的细小的人事纠葛有关――实出于许绍棣的挟嫌报复。传记就应当细审、实写，不能有所遮掩，至失其真。实际上，这样实写，透露出了当时一种恶劣的社会风气和小人之心（现在也何尝没有），呈现出鲁迅的复杂处境，很有现场感。又如鲁迅与施蛰存的《庄子》、《文选》问题之争，现在有些论述者很注意鲁迅的尖刻，同情施蛰存的遭遇。传记不讳言鲁迅后来同样意气用事，出语伤人，说得还很具体。然而，随后从宏观上描述了其时的复古潮流（包括蒋介石提倡所谓“新生活运动”在内）是如何盛大，严重阻碍了新文化、新文学的创造和发展，从一个侧面揭示出鲁迅反对向青年推荐《庄子》、《文选》，反对青年从古书里去找活词汇的必要性。如果说传记叙述通缉“堕落文人鲁迅”原因注重微观的真实，那么，这一叙述不仅微观上真实，更有宏观上的真实，以免读者只察秋毫，不见舆薪。这就是全面，就写出了鲁迅的全人。现在不少论者，不问当时社会文化斗争大势，津津乐道鲁迅的峻急性情、“好斗”脾气。
我们确实不能神化鲁迅，“圣化”鲁迅，要看到鲁迅也是常人，有常人的喜怒哀乐。其实，这部传记正有不少篇幅生动描写了鲁迅日常的友情、爱情、亲情，及行事上的缺点。但是，如果把一位思想博大、感情深沉的思想家和坚韧的新文化战士世俗化甚至庸俗化了，那就更远离真实的鲁迅，只会画出一个极为片面的鲁迅。
即便讲鲁迅的“脾气”，也要全面。传记评述鲁迅的《论“第三种人”》，指出他对苏汶的批评，虽然尖锐，却很中肯，态度是平和的。尤其是说到与胡秋原的关系，由于胡秋原和鲁迅都对普列汉诺夫有深入的研究，都吸收了普氏的不少正确观点，观点相近，态度更为友善，虽然胡秋原对一些左翼理论家进行了无情的批驳以至挖苦和嘲笑。传记引录了一个可靠的资料，表现胡秋原对鲁迅的感激：“直到九十四岁高龄临终时，他还说：‘我永远忘不了鲁迅！’”胡秋原忘不了的鲁迅，就是真实的鲁迅。
传记，应当以述为主，议论不能很多。吴中杰先生这部传记，叙事如对故人说话，娓娓而谈，不作惊人之语。必要的评论，自然地、恰到好处地穿插其间，简洁明快，既使读者适时受到启发，又不阻断他们阅读，消减他们阅读的兴味。例如讲鲁迅从五四前后开始提出改造“国民性”，是必须说清其涵义的。鲁迅改造“国民性”，是一个重要而内涵丰富的课题，即使洋洋千言万言，也未必说得清楚；但不说清楚，后文难以充分展开。而作者在这里只写了一句：“鲁迅所谓改造国民性者，即是以新的文化思想去改造国民的旧意识也”，何等简括明了，通俗易懂，却切中肯綮。又如文学上的“现实主义”，被各时期的理论家们弄得十分复杂、深奥。作者写到鲁迅的作品和文论时，指出这是一种创作的态度和精神，而非“方法”。由此出发，他以不多的文字，概述欧洲相关的文艺思潮、在鲁迅创作中的体现、建国后文艺界的争论、它在今天的意义。这么大的问题，同样要言不烦，举重若轻。如今许多传记写作，中间评论甚多，有些片断，如同论文，实在应当效法这部传记，加以改进。
这部传记，无论是内容上注重写出传主的全人，还是文字表达上的简洁、自然、清新可读，都有可取之处。作者本有不俗的识见和语言功力，又全面、充分地掌握了材料，再加认真辨析和梳理，洞幽烛微，抓到要害，才能有此成功。我以为这部传记，对于传记写作颇有示范的意义，是值得传记作者们揣摩和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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