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典在今天知名度并不高。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几乎有意无意地忽视了这位当年的“国宝级”学者，忽视了这位与陈独秀、章太炎、刘师培、孙中山、胡适、陈寅恪等人有着密切关系的文化前贤。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刘文典的狂生掌故，我们大都耳熟能详：他痛骂蒋介石，比之为新军阀，为此蹲了半个月的黑牢；他参与驱赶教育总长章士钊，认为“大学不是衙门”；他呵斥沈从文“什么用都没有”，“算什么教授”；他瞧不起闻一多和巴金；他上课的时候常常挂在嘴边的话是，“凡是别人讲过的，我都不讲！别人不认识的字，我认识。别人不懂的文章，我懂。你们不论有什么问题，尽管拿来问我好了”；面对反右的大潮，他说，“烧我吧，用更大的火！”这种种狂放言行，令人想起千载之下“懔懔恒如有生气”的竹林七贤。那几位古人，或宽袍大袖、服药行散作逍遥之游；或手持麈尾、口吐玄言论天人之际；或饮酒酣醉、傲然长啸以排忧解愁；或散发垢面、裸袒箕踞而惊世骇俗（《世说新语・任诞》）：狂得没谱，狂得没边。但是，这些时人以为“狂”的东西，却是“达”之真意所在，因为二者之间的共同本质，在于率情任性、因仍自然，而不是形式主义的为狂而狂。
狂名之外的刘文典，留给人们的印象似乎并不多。但是，如果翻开厚厚四大册的《刘文典全集》，你就会发现另一个刘文典，一个极为厚重的刘文典。《进化与人生》、《生命论》、《宇宙之谜》、《进化论讲话》、《淮南鸿烈集解》、《庄子补正》、《说苑?补》、《群书?补》，种种著作，或名著汉译，或古籍校勘，其著述之丰富与精深，足以令人高山仰止。这位二十岁就名满大江南北的读书人，不仅仅是一位“译书的天才”（蒋百里语），而且经过数十年的磨练，最终成为一位古籍校勘研究的大家，名列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五十五位文科候选人之一，号称“国宝级的教授”。他精通古书句读和文法，人送外号“刘格兰玛”（Grammar Liu）。与竹林名士的作品一样，刘文典的荦荦成就是他恃才狂放的坚实基础。七贤之中，嵇康、阮籍、刘伶三人建构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玄学体系；向秀的《庄子注》为郭象“内圣外王”理论导夫先路；阮籍的咏怀诗、嵇康的赠答述怀诗等诗文皆为传世之作；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在音乐史上自成一家之言，其《养生论》与《答难养生论》更是传统医学养生之道的创造性著作。没有厚实的成就，再狂也只是无根浮萍，也不免流于洛下书生咏、魏市人石发式的东施效颦。刘文典的“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便是其任性啸咏的浑厚底气，也恰恰是他不狂的所在。
刘文典的不狂，不仅仅在于书斋里的校雠钩沉，还在于他的尊师重道，在于他的现实生活，也在于他的铁汉柔情。刘文典常说：“我最大的缺点就是骄傲自大，但是并不是在任何人面前都骄傲自大。”他师从刘师培，虽然此后二人因为政治立场上的分歧而日渐疏远，但替刘师培扶柩回乡的正是刘文典；他还苦心搜集先师著述，后由钱玄同整理出版。他一生敬仰陈寅恪，称之为“教授中的教授”；他常说陈是大拇指，他只是小指头。经济困难的时候，他会向朋友胡适之寻求帮助，以求著述谋生；甚至卖文牟利而为人所诟病。1935年，独子刘成章英年早逝，他悲恸欲绝，以吸食鸦片缓解内心的痛楚，“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何如不丈夫”，读来令人感动。这些细节，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有血有肉的刘文典，而不是简单的狂生形象。明乎此，我们才能更深刻地理解他的“狂”：“他的狂，不是轻狂，不是疯狂，而是对于世俗权贵的鄙夷，对于无知幼稚的嘲弄。”（第388页）这种狂，是性情的自然流露，是才力的自然表现，其精神实质，正是魏晋风度中的“达”。从刘文典这样一个典型人物，我们可以一窥民国学人的风貌与气度之一斑。
此书的特色，不仅在于刘文典传记的首创，还在于作者的谨严。作者辨析传主晚年无成果说，叙述解聘风波、骂鲁迅风波，都有着设身处地的视角，入情入理。尤为难得的是，作者经过实地调查，发现了传主唯一现存的演讲稿：《历代循吏史实》，让我们得以一窥刘氏讲演的风采。不过，可惜的是，作者对新政权之下刘文典由狂转为不狂的剖析流于泛泛而谈，并没有进行很好的分析。这恐怕是一个比较明显的缺憾。
古语有言：“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远去的国学大师刘文典，就是这样的一位真名士。我们应该好好读读刘文典：他的著作和这本传记。
《狂人刘文典》，章玉政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5月第一版，38.00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