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热烈而简短的受聘仪式结束后，康士林教授为与会师生做了主题为“英国17世纪有关中国的最详尽描述――谢务禄的《伟大而闻名的中华帝国史》”的学术报告。首先，他简要地介绍了自己在形象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和教学经历；其次，对谢务禄（Alvarez Semedo）之前的英国有关中国形象的出版物进行了详尽的材料梳理；最后，又对谢务禄《伟大而闻名的中华帝国史》的各个章节做了客观而缜密的分析，并特别强调了谢务禄的历史叙述技巧和相关的中国形象问题。
“形象学研究”作为比较文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开创于比较文学的法国学派，与法国学派主张事实联系的影响研究在学理上存在着本质性的维系；而在推崇平行研究的美国学派中，“形象学研究”似乎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康士林教授，作为一名美国比较文学学者，一直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这次学术报告不仅体现出他具有法国学派精于材料收集与分析梳理的功夫，美国学派的理论深度与思想锋芒也内蕴其中。同时，他的形象学研究，还透显出一位国际性的比较文学学者所必须具备的理论包容力。
比较文学自其诞生之日起就是一门国际化的学科，比较文学的第一个学派法国学派即把比较文学的学科定位在“国际文学关系史”上，而法国学派的理论先驱，如维尔曼、巴尔登斯贝格、梵・第根等都是精通数门语言、深谙几国历史、文学和艺术的国际性学者。比较文学的美国学派虽然批评法国学派的“事实主义”、“科学主义”和“历史相对主义”，但同样要求其研究者具有国际性的学术视域和理论视域，能够对没有事实联系的跨民族、跨国别、跨语言和跨文化的文学及文学理论进行整合性和汇通性研究，我们从美国学派的倡导者雷纳・韦勒克（René Wellek）八卷本的《近代文学批评史》中即可窥见其宏大的研究视域之一斑。而更为有趣的是，在这部皇皇巨著之中韦勒克所体现出的对事实和材料的搜集与梳理的能力绝不逊色于法国学派。
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无论是比较文学的法国学派还是美国学派都不同程度地受限于“欧洲中心主义”的潜在影响，他们所说的“国际文学”，其真实的理论内涵仅意指“欧洲文学”（包括美国文学）,同样，他们所谓的“诗学”或“文学理论”也只是建基于亚里士多德以古希腊悲剧为“基础文类”所建立的诗学体系之上。对于“欧洲中心主义”的这种狭隘性与封闭性，上个世纪90年代，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厄尔・迈纳（Earl Miner）在其《比较诗学――文学理论的跨文化研究论文》一书中，通过其“原创诗学”的理论对上述问题给予了深度的反思与系统性的廓清:“其它所有的诗学体系都不是建立在戏剧而是建立在抒情诗之上的。西方文学以及它的许多为人熟知的假设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只是一个特例而已，它完全没有资格声称是一切的标准。”正是在这一理论前提之下，厄尔・迈纳认为中国的原创诗学应追溯至《诗大序》，而日本的原创诗学应该追溯至纪贯之（Ki no Tsurayuki）为《古今集》所作的序。
康士林教授虽然没有在理论上系统地反思“欧洲中心主义”的局限性，但他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早已超越了“欧洲中心主义”的限制，他的硕士、博士论文都以研究中国古典小说《西游记》为主，分别为《〈西游记〉与〈封神演义〉中诗的互文分析》和《〈西游记〉的形成阶段：晚明版本》。在日后多年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中，康士林教授对中国古典小说一直保持着浓厚的研究兴趣，他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对汉语语境下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和比较文学研究的学者起到了一定的示范作用。康士林教授之所以能够突破“欧洲中心主义”的局限，除了其自身所具备的理论包容力之外，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得益于他的母校美国印第安那大学。众所周知，印第安那大学的比较文学系是全美历史最悠久、综合性最强的比较文学系之一，该系一直致力于对传统学科边界的打通和超越欧洲文学及其知识传统的学科视域。
康士林教授是一位具有相当国际性的学者，除了频繁地参与国际学界的比较文学学术活动之外，近年来，他与中国内地比较文学界的许多学者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学术交流活动，并在台湾辅仁大学外语学院参与主持了主题为“西洋古典暨中世纪文化”的暑期学程，邀请了不少内地高校相关学科的教师、博士后、博士、硕士研究生赴台学习。康士林教授也经常应邀参加内地比较文学的年会和各种学术活动，还曾多次在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与上海外国语大学等高等院校开设课程或讲学。今年，他又应邀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下的博士、硕士研究生开设“美国比较文学现状”的必修课。
美国比较文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个传统，每隔十年左右美国比较文学学会（ACLA）会专门委任一位学者组织一个委员会并提交一份报告，对比较文学学科的十年发展状况做一个总体性述评，并对未来的比较文学做出理论性前瞻。到目前为止，美国比较文学学会已经提出过四个报告，前三个报告为：《1965列文报告：职业标准》；《1975格林报告：有关标准》；《1993伯恩海默报告：世纪转折时刻的比较文学》。1993年的伯恩海默报告以及三位比较文学学者对此报告的不同回应，再加上另外13位学者分别从不同的学术视域讨论比较文学现状与未来发展的文章，共同汇集成题为《多元文化时代的比较文学》一书。
2004年的第四个报告也仿照上一个报告的形式结集为《一个全球化时代的比较文学》，此书即是康士林教授此次课程的主要教材。这份报告的提交者为美国汉学家、耶鲁大学比较文学系及东亚语言文学系教授苏源熙（Haun Saussy），他的报告的题目为《新鲜的噩梦织就的精美尸体》。从此题目上看，似乎很难与正式的学术报告相联系，但在内容上，它仍然是从“全球化时代”所内涵的不同特点对比较文学的现状进行理论综述和自我反思。这篇报告最具学科意识的理论信息是苏源熙把比较文学定位于“metadiscipline”,即“超学科”或“后设学科”，康士林教授认为应该从“beyond”（“超越”）的意义层面上来提取“meta”的理论内涵。确实，即使“meta”最原初的语意内涵为“after”（“在……之后”），即使我们把“metadiscipline”译为“后设学科”以强调其原初意义，但仍不可避免地把“超越”的意义内涵带入其中。此外，“meta”在英语中还有“自我指涉”（self-reference）的意义，因此，“metadiscipline”实际上把比较文学定位于超越学科具体指涉对象的学科“自我指涉”，而真正能够把这种学科“自我指涉”的理论内涵带入具体的研究实践中去的也只能是“研究主体”。在此意义上，相对于“国别文学”或“单一学科”的“客体定位”，比较文学的“主体定位”在本体论上的内涵显得更加澄明。比较文学不仅是一门“国际化”的学科，也是一门“科际化”的学科，它必然要求在该学科下从事研究的学者具有“国际性”与“科际性”的学术视域和理论视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