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拉斯1967致信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诺沃提尼，呼吁“请给思想以自由”。格拉斯自信地说：“总统先生，您目前正执掌着国家大权。我的权力仅仅局限在我的文字上。但这并不意味着，您的权力比我大。”在格拉斯看来，用暴力和专制所维系的权力是脆弱的。作为作家的格拉斯并没有将自己封闭于书桌前，而是不断参与各种政治活动，为民主和社会公平而奔走。作家不仅周旋于虚构世界的情节之中，而且也生存于现实的社会冲突之中。排斥政治其实就是排斥生活，离开了生活，文学就失去了立足之地。生活现实与政治是不可分的。文学在搜寻与质问现实的时候，不可避免地与政治相遇。格拉斯声称他的文学创作与其试图在政治中关注和运用公民权力，其根源是一致的，这一根源就是反对暴力、反对法西斯，主张自由和宽容。格拉斯说：“文学没有理由把自己凌驾于政治及其罪行之上。”文学是人类关注世界的一种重要方式，文学的目光如果刻意绕开政治，则意味着妥协或不负责任。政治家眼前总是有一个迅速达到的目标，而作家的任务则是对抗时间的消逝，让心灵的伤口不被时光的浮尘所遮掩。
虽然精神与权力并非天生对立，但是断头台不会为美德服务。格拉斯忧心忡忡，因为他清醒地认识到：“奥斯威辛并没有在我们身后结束。”在人类的种种苦难面前，我们没有资格为自己开脱。格拉斯称自己为“身为公民的作家”，其根本任务不是独自享有自由，而是向社会表达自由的愿望。作家应当是受过良好公民教育的人，写作是一种精神权利，而非攫取利润的商业权力。写作者不能在苦难与痛苦面前无动于衷。作家通过写作行使自己抵抗的权利，抵抗专制和暴力，更是阻止灾难的发生。虽然这种抵抗和阻止更多时候会像西西弗一样徒劳和失败，但是，这种选择依然是有意义的。格拉斯说：“如果我们想中途放弃，让石头躺在山脚，不再当西西弗了，我们将完全没有机会获救。”奥斯威辛后的写作注定是对灵魂的拷问、与谎言的搏斗。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成为存留苦难记忆的重要手段。写作的伦理总是在生存的黑暗之中成为必须。如果放弃道义承担，人类就会在劫难逃。尼采说：“活得使你渴望再活一次，这样活着是你的责任”（《遗言录1881-1887》）。活着，就要直面人生的悲剧性，这是无法绕开的选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