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中华读书报年度图书之10佳

年度十佳、百佳图书（10/100）的评选、推荐已成为本报一年一度的固定节目。

这不是一个奖，仅是一个推荐。我们希望做的是，为读者提供一份年度好书的备忘。

中华读书报向以为读者推荐好

评选分为两轮：首先经讨论，推举出年度百佳；在此基础上，又经评议，择优十种。

在此过程中，有争论，有妥协，某些图书的取舍带给我们痛苦，但总体而言，这仍是一年中最愉快的工作之一。

选书的范围包括：2007年12月至2008年11月，在内地首次公开出版发行的图书。与往年一样，鉴于我们关注范围和评判能力有限，我们回避了工具书、实用类图书和大多数专业著作。

我们的评选着重考量如下因素：人文性，思想性，独创性，品质，趣味。学界和读者口碑亦在参考之列。今年的评选加大了原创作品的比例――本土学术和创作的点滴进步，都是我们乐于看到的。

“10/100”不可能将2008年最优秀的图书一网打尽，失误和遗漏在所难免。好在，我们还邀请了十余位学者、书评人、媒体人从个人角度对一年的好书进行评述（第9-12版），当能向读者呈现一个更为完整的“书影2008”的形象。

检视从本版到第7版的这份书目，可以感觉到，书界的2008，是沉甸甸的。为此，我们愿以普通爱书人的身份，与读者一道，向所有认真从事著译和出版工作的人们表示诚挚的敬意和感谢。

１、《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

杨奎松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1月第一版，88.00元

这本洋洋70余万字的著作是杨天石主编的“中国国民党史”丛书的一卷，与其他各卷一起对内地学界国民党史的研究有重大的推进，也开创了国共关系史研究的一片新天地。在内地，已有的国共关系史的著作，至少在十几部以上，但所有这些研究都是从中共的角度出发的，所利用的史料也基本上都是中共方面的，很少利用国民党方面的史料，这样做对于呈现一个全面的、真实的两党关系史当然是不够的。在撰写此书过程中，杨奎松大量参阅国民党方面的历史档案、重要人物的日记和回忆录，对涉及两党关系的几乎所有重大问题均有论述，并屡有创获。如关于孙中山联共的初衷、皖南事变中双方的决策经过、“一二・一”惨案的复杂过程、四平战役的发生和意义等，均做了前所未有的清晰描述和分析，呈现了历史进程的复杂性及个人在历史中所发挥的影响。

２、《浪漫主义的根源》

[英]以赛亚・伯林著，亨利・哈代编，吕梁等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1月第一版，18.00元

本书根据以赛亚・伯林1965年关于浪漫主义的梅隆系列讲座的BBC录音整理而成。伯林的讲述自浪漫主义的定义始，中经浪漫主义之滥觞、成长和壮大的过程，至浪漫主义的巨大影响终。通过对浪漫主义运动的历史的梳理，伯林总结了浪漫主义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浪漫主义给予我们艺术自由的观念，以及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十八世纪曾盛行的、过度理性和极端科学主义的分析者今天仍在阐述的那些过于简单的观点，无法用来解释个人或人类的全部。浪漫主义还留给我们这样一个观念，对人类事务做出一个统一性回答可能是毁灭性的……”“浪漫主义的结局是自由主义”，伯林以此断语结束演讲，再清晰不过地显示了其作为一位自由主义思想家的真正关切所在。伯林的作品向以明达晓畅著称，他的演讲更是激情洋溢，充满摄人心魄的思想魅力。

３、《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

王明珂著，中华书局2008年5月第一版，48.00元

两年前，台湾学者王明珂的《华夏边缘与族群认同》一书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了简体字版，受到学界重视，并引发若干争论。《羌在汉藏之间》主要以他对川西羌族长期田野调查获得的丰富资料为依托，将其在前著中已初步阐明了的“族群边缘理论”铺陈得淋漓尽致。其从边缘看中心的研究视角，综合历史文献、考古资料和田野材料的研究方法，以主观认同取代客观标准作为厘定族群概念要素的理论体系，事实上已构成了中国民族史研究的一个新范式（尽管还有待学界检验）。在书中，王明珂令人信服地梳理了商代生活在河南西部、山西南部和陕西东部的羌人如何历经三千余年的飘移和演化而成为今天的羌族的，其对羌族“弟兄祖先历史心性”的揭示，对羌族村寨中“一截骂一截”、“毒药猫”等现象的解读，均具新意，值得品味。这本书的面世几乎与“5・12”汶川大地震发生同时，而川西羌族的聚居地正是震灾肆虐的地区，汶川、北川、茂县、理县……这些如今在国人心中留下深刻印记的地名，一一出现在书中，格外刺目，思之令人唏嘘。

４、《史家、史学与现代学术》

张广达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7月第一版，42.00元

三卷本“张广达文集”今年得以出版，算是实现史学界及众多读史之人一览这位有着国际声誉的隋唐史、中西交通史学者的学术成就与历史观之概貌的愿望。扎实的史学功底和客观、严谨的治史态度令张广达的历史研究始终保持着不囿门户、不拘地域的开放视野。

《史家、史学与现代学术》是文集中相对重要的一本，收入张广达去国二十年来比照海外汉学、东方学研究，回望中国历史的多篇重要文章――关乎学术史、学人忆评、学术专著评论，书末《我和隋唐、中亚史研究》更以自述姿态畅叙其求学、读史、治学往事、心得，是书中前述学术文章的必要补充。通过他对西方汉学、东方学的代表人物与典型成就的观察与解读，为当下国内史学界了解上述领域的国际学术生态、研究走向提供了难得的启示。

５、《他乡之税：一个乡镇的三十年，一个国家的“隐秘”财政史》

田毅、赵旭著，中信出版社2008年10月第一版，49.00元

一个普通的北方小镇，三十年间，围绕着政府的钱和老百姓的钱，上演了若干故事，揭示了中国财政的“隐秘性”。在长达8年的调研中，本书的两位作者访问了两百余人，包括农民、乡村干部、买卖人和企业管理者、职工等，聆听他们讲述一个个细小而鲜活的故事；他们还获得大量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有基层干部20多年的工作日记，有乡镇政府30年间的文件档案，有普通百姓记录收支的账本，等等……在此基础上，本书还原出小镇30年来财政史的一幅画卷，向我们呈现了一部几乎可以称得上是“原生态”的农村生活史和基层政治运作史。由此我们可以看到，30年来，改革怎样改变着基层政权，改变着农民，改变着农村的经济和社会结构，改变着政府和农民的关系……30年间，唯一不变的就是不断变化。30年前，中国的改革自农村取得突破。在今天，国家启动了新一轮农村改革，并期待着新的突破。在历史与现实的交叉点上，我们需要对农村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真实情形有更细致入微的体察，就此而言，《他乡之税》这样扎实、沉潜的写作值得喝彩。

６、《我仍在苦苦跋涉：牛汉自述》

牛汉口述，何启治、李晋西编撰，三联书店2008年7月第一版，29.00元

两年前三联书店推出何兆武先生口述《上学记》获如潮好评，牛汉这本同为口述作品，不但篇幅超出10万余字，内容丰富，且坦诚、直率的态度有过之而无不及，“从伤疤深处”为我们呈现了“历史真实的隐秘”。《上学记》主要写解放前的事情，《我仍在苦苦跋涉》更多的看点却是1949年之后，其中谈“胡风集团”就有3章，对周扬、冯雪峰、丁玲、艾青、何其芳、萧乾乃至顾城都有鲜活描绘，且有褒有贬，对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文学史上这些重要人物，不无帮助。此书亦展现了一个个性鲜明、风骨独具的传主形象：他遭遇的一次次磨难，他对诗歌艺术的执著追求，他“从不背叛”的誓言……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口述史不等于严格的历史，个人自述也不能视为论定之言，但就当代史而言，像牛汉这样直面历史、直言不讳的讲述不是过多，而是太少――这位1980年代《新文学史料》杂志的主编，在卸任20年后，以这种方式为文学史料的工作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７、《我是我的神》(上、下)

邓一光著，北京出版社2008年1月第一版，69.00元

这是一部元气充沛、阳刚恣肆的史诗性作品，当然这与该书厚厚两大本的超长篇幅无关。事实上，篇幅至少成为众多读者与此擦肩而过的理由之一。历经一年的沉淀，《我是我的神》在收成本就平平的中国原创长篇小说田地里愈显丰硕，它有如为在文坛踯躅若干年的邓一光“卷土重来”张起的旗帜。

一切皆因乌力图古拉在武汉解放那年的祝捷大会上邂逅萨努娅而起。成吉思汗的后人，加之军旅的淬炼，赋予主人公鲜明到张扬的个性，他长长一生的爱恨情仇、悲欢离合势必在历史的几番巨变中被映衬得犹为浪漫、悲怆。贯穿全书的浪漫四溢的英雄主义激情似是邓一光作品的招牌，不同的是这一回的浪漫、英雄主义更为有备而来，伴随作者投射在文字中深切的个人情怀、对父辈的复杂情感，他“找到了写作可以通过的缝隙，凭此深入到人物的灵魂”（邓一光语）。

８、《叶圣陶叶至善干校家书（1969－1972）》

叶圣陶、叶至善写，叶小沫、叶永和编，人民出版社2007年12月第一版，80.00元

三年多，近五百封，七十万字。这些乍一看彼此无关的数字构成《干校家书》最基本的架构，而那三年是距今不算遥远又恍若隔世的“特殊年代”，如此频密、绵长的书信两端则是叶圣陶叶至善父子。隔着近四十载的光阴循这些书信的脉络往回看，家国忧患、亲情冷暖、世态炎凉，彼时彼刻叶氏父子的内心起伏好像温度犹存。

由于这些进入公众视野的文字在写作伊始是一对父子间传递感情、交流思想的载体，不带丝毫“表演性”，事无巨细、琐碎而温暖，其所记录的时代片段与历史细节反而远较很多正襟危坐的历史文字更加扎实、可信；他们的特定文化身份又使得哪怕父子间家常、私人的纸上对话也会夹带大量无心插柳的人物、事件、观点信息，这些今日看来无疑是弥足珍贵的文献资料。

９、《中国改革30年：10位经济学家的思考》

张维迎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6月第一版，45.00元

该书主旨可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对中国改革何以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给出一个解释，二是对改革的前景进行预测并提出建言。在观点方面，10位经济学家之间并没有根本性的分歧和冲突，但观察的视角却也不尽相同。例如，钱颖一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思考“中国奇迹”的成因，陈志武将改革开放这30年放在鸦片战争以来160年的长时段里予以考察，周其仁、张维迎分别从产权和收入分配的角度考察改革30年的得失，等等。这并不是一本单纯“向后看”的书，向后看是为了向前看。向前看，就需要更多地关注当下存在的问题，就不免忧心忡忡：首先，他们担心的是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不能坚持（“现在，社会上又开始蔓延着如此强烈的反市场倾向，这种倾向如果更多地演变为政府政策和国家法律，就会对中国的改革与发展造成致命的伤害。”――张维迎）；其次，他们不知道最终建立的是否是他们期待的那种市场经济（“建立了市场经济并不意味着一了百了，现实迫使我们思考：市场经济是不是也有好坏之分？”――吴敬琏）。书中内容属于漫谈性质，谈不上多么系统，但信息量密集，谈论的问题亦很重要，值得一读。

１０、《20世纪中国文学史》

[德]顾彬著，范劲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第一版，58.00元

没有哪一部历史著作是全然客观的，文学史的写作更是如此，但像本书这样具有如此鲜明个人色彩的文学史著作，却也并不多见。所谓个人色彩，主要体现在其理论意识与叙事结构上，他的书写不是文学史材料的堆砌，而是整合在一个较为严整的文学史框架中；他使我们在熟悉的领域发现陌生，获得启迪。关于新文学的发生，顾彬看得很清楚：从身体的病态，延伸到整个民族的病态，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关切和表达的核心。在对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的分析中，这一理论框架显示了极强的解释力。顾彬说他不愿意用“不厌其详地罗列许多姓名”的方式讲述文学史，他是对的。但不可避免地，作家论还是在书中占了相当比例。他对鲁迅、郭沫若、巴金、茅盾以及沈从文、萧红等的评价和分析都深具学术依据和说服力，但对更多的作家则是一掠而过，显得浮皮潦草。顾彬对1949年以后的文学特别是新时期文学谈论较少，对莫言、王安忆等人的评价也不怎么令人信服，这使得全书显得有些虎头蛇尾。顾彬认为研究当代文学的学者们缺少的是“应有的（时间上的）距离”，无疑，这话用在他身上也是恰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