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黑格尔研究到新“万物一体”哲学观

　　一本书有一本书的来龙去脉。当它问世，自有其与文本和年代关联的命运。每一本书背后，总聚集着很多人的心血与智慧，有些在书中得以呈现，有些则随书页开合湮没在时间烟尘里。我们的阅读记忆自然与铺陈在光阴中的书籍不可分割，出版史，便是由这些与书相关的人物和往事写成。时至今日，我们

――编者

　　张世英，1921年生，武汉人。1946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哲学系，1946－1952年执教南开大学、武汉大学，1952年至今历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研究所讲师、副教授、教授。现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黑格尔全集》中文版主编，全国西方哲学学科重点第一学术带头人。

著有《哲学导论》、《天人之际》、《张世英学术文化随笔》、《论黑格尔德精神哲学》、《解读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归途：我的哲学生涯》等。

黑格尔研究奠定学术地位我和张世英先生认识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当时我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当学生，他是我的任课老师。他是1921年出生的，当时只有30多岁。他教我们的课程是“黑格尔哲学”。当时重点放在黑格尔的“逻辑学”部分。列宁的《哲学笔记》中，就有《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所以，张先生在讲课中，也结合着讲列宁对黑格尔《逻辑学》一书的有关论述。由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和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唯物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的理论来源，所以，在西方哲学史上的众多哲学家中，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在当时是最受重视的两位。当然，重视黑格尔哲学并不是全盘接受它，只是吸取其辩证法的“合理内核”，而要批判其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那时张先生的讲课，就是按照这个基本的思路进行的。

当时，我们哲学系的同学都必须人手一册的书，就是日丹诺夫讲话单行本。前苏联哲学家亚历山大洛夫写了一本《西欧哲学史》，日丹诺夫的讲话是在讨论这本书的会议上（1947年6月24日）所做的总结。日丹诺夫是前苏共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人，他在讲话中根据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论断和列宁关于哲学党性原则的观点，指出了科学的哲学史是“在哲学上两个基本派别――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中研究认识的历史”，指出唯物主义是与进步、革命相联系，而唯心主义一般地总是与落后、反动脱不了干系的。这个基本的评价，贯穿于张先生讲授的“黑格尔哲学”课程和其他各门哲学课的教学之中。

1958年大学毕业我离开母校来到福建之后，未能再与张世英先生有什么直接的来往。但是，他关于黑格尔哲学的研究专著陆续出版后，我都认真拜读了。在上世纪的50~60年代，张先生有关研究黑格尔哲学的专著主要有：《论黑格尔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论黑格尔的逻辑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述评》（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论黑格尔的逻辑学》日文译本的序言对该书作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它是中国“系统论述”黑格尔体系中这一部分的“第一部专著”。张先生也许会认为，这几本书是他早期之作，而且又是在那种盛行“大批判”的环境中写的，内容上不无商讨之处。但是，张先生的这些书和一系列有关黑格尔哲学的论文曾经教育、影响了一代年轻学人，并且奠定了他作为研究黑格尔哲学专家的学术地位。

张世英先生关于黑格尔哲学的研究也为国际学术界所认同。1987年第14届德国哲学大会主席马尔夸特教授在大会上称张世英先生是“中国著名的黑格尔专家”。在会议期间，张先生还接受了德国电台记者的采访。1986年10月，在瑞士卢策恩举行的国际哲学讨论会上，他被列为作公开讲演的报告人。会议主持人格洛伊教授也称他为“中国著名黑格尔专家”。德国《哲学研究杂志》1989年第43卷第2册在介绍他时，说张世英是“中国最著名的哲学家之一，近几年来在西方也有名声”。接着，他的事迹先后被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收入《世界前五百名名人录》、《国际传记辞典》和《国际知识分子名人录》；还被美国传记中心收入《国际杰出带头人物指南》。一个研究黑格尔哲学的中国学者能够得到黑格尔所在国的学术界的广泛赞誉，受到国际权威辞典的普遍认同，其学术造诣和学术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198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张先生另一本研究黑格尔哲学的专著：《论黑格尔的精神哲学》。在该书的“序言”中，他说：这本书的写作延误了近20年。文化大革命前，他就已准备撰写此书，当时，已经细读了黑格尔《精神哲学》原著，系统也摘译了其中重要的段落，还作了一些批语。正打算动笔，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不得不中止。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由于一些同志的催促，才在《黑格尔〈小逻辑〉绎注》（吉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一书完稿之后，正式开始写这本书。他说，如果在文化大革命前就完成了论黑格尔精神哲学的写作，那肯定是一堆“大批判”，不可能以现在这样的面貌出现，也谈不上把握黑格尔精神哲学的精髓。《中哲学年鉴（1987）》对《论黑格尔的精神哲学》做出了很高的评价。此书出版后，张先生的研究重点虽然已不在康德、黑格尔哲学，但由于出版界的需要，他又应约写了《自我实现的历程――解读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一书（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和几篇有关黑格尔的专文，它们代表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张先生对黑格尔哲学研究的新观点。

我们知道，黑格尔《哲学全书》的第一版出版于1817年，它包括《逻辑学》（我国学术界称之《小逻辑》）、《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这三部分。在这之前的1807年，黑格尔还出版了《精神现象学》一书。其实，这本书才是黑格尔著作中最重要，也最具有当代相关性的著作。马克思说它是“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是“黑格尔的圣经”。但改革开放以前，学术界大多数人重视的都是《逻辑学》，改革开放后则对《精神现象学》逐渐重视了起来。这种状况之所以产生，并不难理解。因为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列宁，都非常重视黑格尔的“逻辑学”。列宁有一句名言：“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改革开放后，之所以对《精神现象学》重视了起来，是因为这本书的内容更能体现黑格尔哲学的精华，而且与当前思想界所面临的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的关系更为紧密。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关注这本书、或那本书，实质上与特定时期所要解决的问题相关联。张先生在《自我实现的历程――解读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一书中，把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一书解读为一部描述人为了实现自我、达到“主客同一”所必须通过的战斗历程的伟大著作，其主要特点之一是强调自我实现之历程的漫长性、矛盾性和曲折性。和文化大革命前着重批判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不同，20世纪80年代之后，张先生更多地强调黑格尔哲学对他去世后的西方现当代哲学的积极作用和影响，强调学习黑格尔哲学中关于人的主体性和自由本质的意义。他认为，黑格尔哲学既是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顶峰，更蕴涵和预示了传统形而上学的颠覆和现当代哲学的某些重要思想。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突出地体现了他对西方传统的“主客二分”思维方式的批判，为西方现当代哲学中“人与世界融合为一”的基本思想铺垫了宽广的道路，对现当代“现象学”的建立起了积极的作用，“现当代许多批评黑格尔哲学的大哲学家们，往往是踩着黑格尔的肩膀起飞的”。新“万物一体”哲学观完成哲学家转化

我与张先生的真正有所交往，并且在思想上有了无拘束的、坦诚的交流，是在离开母校将近50年之后的21世纪初。

2002年的某一天，我在书店看到了一本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张先生的新书：《哲学导论》。开始有些疑惑，心里犯嘀咕：张先生是研究黑格尔哲学的，长期以来都是在培养西方哲学史专业的研究生，怎么突然会写起《哲学导论》来了呢？当我仔细地通读了一遍后，感到很新鲜，许多观点都是我以前未曾接触过的。在2003年夏天我到北京时，曾经专程到北京大学中关园教师宿舍，拜访了张世英先生。从谈话之中获悉，张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进行着中西哲学比较的研究，并提出他的新哲学观。张先生说，20世纪的80年代初，我国哲学界开始讨论“主体性”问题。本来，“主体性”问题，是和人与世界万物的“主客二分”关系联系在一起的。人生在世，关于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有两种不同的基本态度或关系，从而形成了两种思维模式：一种认为是“天人合一”或“万物一体”、“万有相通”，把人与万物看成是彼此内在、相互融合、相互贯通的关系；另一种认为，人与万物彼此外在，人通过“认识”这个桥梁，来把握万物的本质与规律性。“主体性”的问题由此而突出地显现了出来。但是，在当时，许多人只是从主观能动性这个角度来理解“主体性”，不少人甚至把“主体性”与“主观片面性”混为一谈。在这种思维框架下，哲学问题被归结为仅仅是“主客二分”的关系问题。许多人并不了解，“主客二分”关系问题，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主体性”问题，在西方现当代哲学中，已经成为过时的概念了。因此，他们把诸如“主体死亡”的口号，视之为“奇谈怪论”。这种状况让长期从事西方哲学史研究的张先生也感到困惑；同时，也激发了他集中地研究以下问题的浓厚的兴趣。这些问题包括：人对世界万物的关系，是否只是主体对客体的关系？西方传统哲学的主客关系问题，是否能够囊括哲学问题的全部？中国传统哲学能用“主客二分”的模式来涵盖吗？中国哲学今后的发展，将与西方现当代哲学发生什么样的相互作用和影响？

为了研究上述问题，张世英先生集中阅读了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道家的著作，以及西方现当代哲学家尼采、狄尔泰、海德格尔、迦达默尔、德里达等人的著作。在此过程中，张先生把中西哲学的发展线索，以及各自的一系列特征做了横向比较；又把中西哲学的各大流派的思想观点，放在整个人类思想发展的同一条历史长河中，对它们做了纵向的考察。张先生所提出的后“主客二分”的“万物一体”（或“万有相通”）观，并不同“主客二分”关系的模式相对立，而是包括它、并超越它的、高级的“万物一体”（或“万有相通”）观。他同西方古代希腊早期哲学，以及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或“万物一体”观的关系，也并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一种“否定之否定”。

2004年5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又推出张先生的《新哲学讲演录》，作为“大学名师讲课实录”系列之一。这本书的基本内容与《哲学导论》大体相同，但它是由录音整理而成的，内容更为具体、更加生动。张先生正是通过上述他所著的《哲学导论》和《新哲学讲演录》，以及在此之前出版的《天人之际――中西哲学的困惑与选择》（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和《进入澄明之境――哲学的新方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等几部书，把他在近30年来所形成的新哲学观，全面、系统地展示在广大读者面前，从而完成了他从哲学史家到哲学家的转化历程。

2006年的上半年，我为本校公共管理学院的博士生开设“中西哲学比较”课程时，曾经介绍了张世英先生新哲学观的若干论点，引起了听课者的兴趣。就在这个学期的4月份，张先生应邀到福州地区的几所高校讲学。这让我在相隔了半个世纪之后，有幸再度聆听了老师的讲课。2006年的下半年，刚好我承担了为我校公共管理学院的硕士研究生讲授“哲学概论”的任务。近几年来，已经有好几种不同版本以《哲学导论》、《哲学通论》、《哲学概论》为书名的著作先后面世。经过比较，最后我选择了张先生的《哲学导论》作为学生阅读的主要参考教材。同学们对张先生的《哲学导论》给予了好评，认为它内容新颖、思想深邃、逻辑严谨、语言生动，读后令人既茅塞顿开，又回味无穷。

严谨治学与豁达为人

对于张先生的治学与为人，不想泛泛而论。这里说的只是通过《哲学导论》等著作出版后的若干事例，谈一下张先生虚心、严谨的治学精神和超脱、豁达的为人胸襟。

张先生曾经多次说过，他的著作的缺陷有两点：一是对自然科学知之不多；一是对佛学没有研究，讲得太少。以我的眼光来看，张先生是非常重视在“主客二分”模式下发展起来的西方近现代的自然科学的，他在书中涉及到自然科学的地方，讲得还是相当到位的。至于说，对佛学没有研究，讲得太少。这倒是事实。但必须说明的是，张先生在他所写的书中，也不是完全没有讲，他在《哲学导论》的第8章第1节专门讲了“禅宗关于超越自我的思想”。只是相对于儒家、道家而言，显得太少了。

《哲学导论》、《哲学讲演录》出版后，作为高校的精品教材，已经分别重印了多次。其中的学术观点已为越来越多的青年学子所理解、所接受，同时，也引起哲学界的学者的重视与好评。但也有个别的学者委婉地提出了一点商榷意见，认为张先生关于提高人生境界的论述，虽然讲了个人的修养，但缺乏社会存在的维度。

平心而论，张先生构思新哲学观的目的并非只是为了提高个人的修养，更是为了在弄清“哲学何为”的前提下，解决“中国哲学向何处去”的问题。在“主客二分”意义的哲学终结后，哲学究竟该研究什么？在西方哲学也已进入后现代的发展阶段的背景下，当今我们中国需要提倡一种什么样的哲学呢？我们是仍然像“五四”运动时期那样，为了要学习科学而相应地坚持学习西方主客二分的哲学原则，还是完全抛开“主客二分”的哲学原则，直接照搬西方后现代的哲学呢？张先生对此做出了明确的回答：就是要正确地对待中国传统哲学，正确地对待西方近代的“主体－客体”式的哲学原则，正确地对待西方现当代哲学，走出一条既与西方现当代哲学相通，而又具有鲜明中国民族特点的哲学发展之路。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后，随着政治环境的宽松和思想解放，在上世纪的80年代以来，一些研究西方哲学、或同时研究中西哲学的学者，他们在把西方哲学中国化和在中国哲学与西方现当代哲学相互贯通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张世英先生则是其中成果较多、备受关注并受到了学术界好评的一位。即使这样，张先生还是非常重视上述的批评意见，并吸纳在《境界与文化――成人之道》一书的写作中。《境界与文化――成人之道》（人民出版社2007年出版）一书的主题，正是着力探讨各种人生境界之间、各种文化活动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中西民族文化各自的特征，以期为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包括个人的精神境界和整个民族的精神境界）摸索一条可供参考的途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的出版弥补了《哲学导论》之不足。

2007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朱滢先生的《文化与自我》一书，该书共分6个专题，与张世英先生直接相关的是第1专题：“哲学的自我”。这个专题包括朱滢先生写的“自我是什么”，和美国哲学家“Searle论自我”以及“张世英论自我”等三个部分。朱先生认为，中西方哲学对“自我”的看法的侧重点是不同的。西方哲学讨论“个人认同”问题，强调自我的主动性；而中国哲学则不讨论“个人认同”问题，而是强调自我与他人的关系的重要性，强调社会对个体自我的约束，从而展现出自我的局限性。朱先生在书中，把Searle《心智入门》一书和张世英在《哲学导论》中第八章“超越自我”，作为这两种哲学对“自我”的看法的例证。朱先生指出，Searle和张世英“他们之间最根本、最明显的区别在于，Searle只谈个体的自我，个人认同问题，只字不谈‘自我’与他人的关系；张世英则不讨论个人认同问题，为什么要有‘自我’这个概念，只谈论‘自我’与他人的关系。并且，对西方传统哲学那样执著于‘自我’，持批评态度。”（朱滢：《文化与自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页）

张世英先生看到这本书后，曾经反复地思考：当我们中国人向西方的“主客二分”学习，还处于起始阶段时，就马上强调中国式的超越“自我”，这样做，是否会过了头了呢？是否表明他自己还是没有摆脱中国的传统思维？他要我也一起思考这个问题，叮嘱我要批评他的不足和欠妥之处。

我反复读了《文化与自我》一书的第1专题：“哲学的自我”，以及张先生《哲学导论》中的第八章“超越自我”。以我之见，张先生所说的超越“自我”，本意在强调要超越“主客二分”式。他虽然没有专门谈论个人认同问题，但他也无意于否认西方“自我”的独立性；而只是表明，在学习西方自我的独立性的同时，还要进一步超越之。超越“自我”，并不等于否定“自我”。但张先生还是一再对我说，该书对他有很大启发。他对我说：“我讲‘超越’讲得太早了、太多了，中国人的老传统太缺乏自我的独立性，需要花长时间、费大力气才能学习到人家的优点；而我却过早、过多地讲‘超越’，这是需要你来批评的地方，也是我得益于朱先生大作的地方。”作为老师，他竟然希望自己的学生在所写的书中批评他。从张先生的这番话，以及他对待这件事的态度中，人们不难看出他所一再提倡的超脱、豁达的胸襟和虚心、严谨的治学精神。

作为一个学生，在我的求学生涯中，遇到的老师虽然很多，但使我钦佩而且能在毕业后继续保持联系、继续让我受益的并不太多。张先生则是其中的一位。对于他的哲学思想，人们当然可以见仁、见智，但他那种“生死以之”做学问的精神，以及他善于听取学术界同行包括学生在内的不同意见的虚心态度，不能不让我感动和佩服。

张世英主要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