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是开放的
至少有两个理由是有助于对这个问题给出肯定答案的。第一个理由是从儒家内部出发的，这个原本由孔子在鲁国所开创的学派经过了几百年的努力，通过被皇权认可的方式，在汉代终于成为“天下”普遍的知识。在以后的历史中，中国尽管经历了不断的分裂，佛教的传入，蒙古族和满族政权的统治，这种知识仍然在权力世界和民间社会中延续着，并占据着核心的地位。历史学家经常津津乐道于北方少数民族在统治中原过程中的被同化，我们知道，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被儒家化。此种情形足以说明儒家的生命力和开放性。就后者来说，它首先是对所有人群的开放，不分地域、文化和种族。所有的人都可以成为儒家，并有机会成为儒家的圣人。在过去的时代中，儒家的影响并不限于中国，还包括日本、韩国以及越南和东南亚等地区。既然如此，它为什么不可以传播到更大的区域呢？
儒化与权力的选择有关
还有第二个理由。如果我们把“文化”一词读成动词的话，那么人类都有一个被“文”所“化”的过程。把时钟倒拨到两千五百多年以前，这个世界上本没有儒家，当然更没有儒者。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的中国人原本就有一个“儒家化”即接受并成为儒家的过程。这种接受当然有多方面的理由，譬如儒家所继承的深厚传统，对秩序的注重和强调，对人类自然情感的肯定和维护等。但不能忽略的是来自于权力的选择，正是这种选择让中国社会的儒家化最终成为现实。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文化”是可以改变的，权力的选择也是可以变化的。我们可以被此“文”所化，又可以在另一个时候被彼“文”所化。如局部中国社会在儒家化之后的佛教化，或者过去几十年的马克思主义化。
文明差异对儒家的抵抗
这两个理由，即儒家不断超越地域和民族的影响力以及文化的变动性，客观上都会支持我们对于“外国人能否成为儒家”这一问题给出肯定的回答。当然可以成为，但是障碍也是明显的。最大的障碍来自于文明之间的差异甚至冲突。时至今日，我们并不是在一张白纸上来谈论所谓的外国人。他可能是一个基督徒、天主教徒、犹太人或者伊斯兰教徒，他有自己的语言，既定的价值信念和生活方式，而这些价值信念和生活方式与儒家是不同甚至对立的。成为儒家意味着放弃自己曾经的身份，并接受一个新的东西。但是这样做的动力是什么？是原有的文化和信念已经无法支撑现实的生活，以至于必须要寻找某种新的文化？还是出于某种外在力量的强迫？就后者来说，我们到目前为止还无法想象。而对于前者而言，问题似乎更加复杂。一方面，文化自身的更新能力在很大程度上让这种文化可以应付变化的环境和时代；另一方面，当儒家在自己的国度面临着强烈的批评甚至某种“游魂”处境的时候，它对其他传统中的人群能够有什么超出于好奇状态之外的感染力呢？
不仅是外国人，中国人能否再次成为儒家？
暂且不说是否能够成为儒家，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外国人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理解儒家？有时候，理解汉语都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更何况是进入语言背后的心灵呢。欧洲的一个著名汉学家曾经告诉我，他可以听清楚中国相声里的每一个句子，可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该笑。这的确是个令人哭笑不得的现实，技术性的东西和灵魂总是隔着遥远的距离。我无意于借此贬低汉学家们的工作，恰恰相反，我对他们充满了敬意。优秀的汉学家们不仅丰富了研究传统中国思想和文献的方法和技术，还从他者的立场拓展了了解中国心灵的可能空间。阅读美国汉学家狄百瑞所著《儒家的困境》，你会看到一种既来自外部但又很内在的关于儒家的冷静的观察和思考。这种思考超越了我们在中国学者中经常看到的情绪化的东西，因此显得更加客观和真实。同时，由于是在比较之中进行的思考，因此它又具有某种开放性的特点。但是，这是有限的几位学者的工作，和成为儒家没有任何的关系。
对于儒家传统而言，它的主要要素是仁义价值、礼乐秩序和内圣外王的理想，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经过了和西方世界的持续对话，以及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反省，儒家的独特性和普世要素都逐渐地被人们所认知。我们不再把儒家看成是完全过去的东西，但是仍然有一个问题存在着：在经历了巨大的政治、社会和思想变迁之后，中国能够再次成为儒家的国度吗？一定会有不同的答案。乐观者也许认为儒家总有一天会收复失地。即便答案是否定的，那也不意味着儒家在这个国家中完全失去了它的位置。空间也许得到了挤压，以便给外来的东西腾出地盘，但却永远不会消失。
在讨论外国人能否成为儒家的同时，甚至之前，也许我们更该讨论一下中国人能否再次成为儒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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