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认识丁先生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那时他正当盛年，穿着一身中山装，外罩一件大衣，气宇轩昂，阔步进入会场，风度翩翩直逼乔冠华，谁见了他都会眼睛一亮，是个不拆不扣的大帅
60年代他在近代史所主持《历史研究》编辑部，只有两三个人就撑起一个享有很高声誉的学术刊物的班底。有次我去访问他，在一间幽暗的平房里，堆满凌乱的书本杂志，连来客都难以插脚，他几乎是从书堆中挤出来与我见面的。很难想象在这样简陋的办公室中，推出具有全国影响的学术名篇，这在现代学人是难于理解的，可他埋头苦干了许多年。
他在青年学者中最受好评的是，爱惜人才。著名右派沈元的成名作《急就篇》就发表他主编的刊物中，当沈元问题引起诸多非议和质难，上级派人来调查，他从不讳言对沈元的赏识，情不自禁地说:“沈元这人就是聪明，你看他的脑袋都比别人大。你不服气，写篇文章拿来看看。”
他研究的领域是现代史，这是禁忌最多，最敏感的领域，可他并不墨守成规，尤其在改革开放后，大力支持为陈独秀、瞿秋白、胡适翻案，在学术界广有影响。80年代文化热中，他是始作俑者之一。要知道，建国后随着社会学和文化学的取消，文化史的研究在内地已销声匿迹。改革开放前，在全国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中，没有一个文化研究所(室)的设置，也没有一门综合文化史的课程。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率先成立全国第一个文化史研究室，他是研究室第一届主任，并在1983年与复旦大学历史系思想文化研究室联合发起召开，建国以来第一届文化史研讨会，主编出版了建国以来第一个《中国文化研究》刊物。丁先生对推动文化史的复兴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历史并未远去，可在当今追述80年代文化研究的论著中，有的已把丁先生遗忘，这固然是作者掌握资料不够全面，研究不够深入，也与丁先生不善张扬不无关系。
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他在会上会下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电视剧《七品芝麻官》中的一句名言:“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白薯。”有时一说再说，似乎近于?嗦，但一细想这才是他的农民本色，在贪渎横行的世风中，农民最盼望的是官员的清廉，他对贪官的深恶痛绝，使他下意识地偏爱上这句话，这是他出自内心深处为民请命的自然流露。
他从一个默默耕作的农民，到享有盛名的学者，靠的是他的自学，在人才荟萃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脱颖而出，这非要有过人的毅力和坚强的意志，不足以成就他的声名。他粗茶淡饭，生活俭朴，而孜孜以求的是笔耕不辍，到晚年又致力于新的领域，编纂治国理政的经史语录，凭他旺盛的精力和见识，一路攀登。
在他年事已高退休后，所里不再有他的办公室和座位，可每到上班时日，他仍然准时到所，没有地方待，就轮流在这一办公室、那一办公室转一转，一年复一年，年年月月如此。我每逢看到他拎着小包包到所里转悠，就有一份感动。近代史所有一批老专家，长年埋首书案，以所为家，已故樊百川、何重仁吃住在所，一年一度的春节也常不回家。有的一人独处，办公室门口还贴上条子:“非要事请勿入内”，足不出户，专心致志到不识人间烟火的地步，虽然这未必是做学问的最佳选择，但在利欲横流的浊浪中，他们心无旁骛，孜孜以求学业的精进，真是可圈可叹!蔡美彪先生每日步行四站路到所里办公，风雨无阻，几十年不辍，这不是出自所里的要求，也不是家无读书之地，而是对研究所相依为命的一份情怀。从出校门到研究所，长于斯，成名于斯，终老于斯，一生的喜怒哀乐，进退荣辱，莫不与研究所声息相连，命运与共。在他们的心目中，研究工作不是谋生的职业，而是一种信念、操守和生活方式，虽到颐养天年的岁月，仍然老而弥笃，视其为第二生命，在学海中忘情地跋涉，直到最后一息。研究所能否为这样壮心不已的老人留下一席座位，使他们的身心有所栖息呢？
看着这一代人日渐凋零，我有一股为他们留下背影的冲动，也许后世不再听到他们的声息，但能让后人重睹前人的追求和风采，是我由衷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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