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34岁的约翰・厄普代克与妻儿在麻省伊普斯维奇家中。
本报记者康慨报道 美国大作家约翰・厄普代克因肺癌不治，于1月27日在麻
《纽约时报》2月1日刊出该报星期日书评前主编查尔斯・麦克格拉斯（Charles McGrath）的文章《厄普代克的劲笔》（John Updike＇s Mighty Pen），在厄公仙逝后的悼文山中，是篇尤为耐读的好文章。我们分两期全译如下：
周二在76岁上去世的约翰・厄普代克，兼为吾辈之特罗洛普和普鲁斯特。尽管才华横溢，他却并非诉诸理想的小说家。他最好的人物，兔子安格斯特罗姆，始终难以找到生活的意义，遑论周遭诸人的生活。厄普代克先生既没有改革家的热诚，亦无梦想家的视界。其才华在于其眼力和敏感，令他以对爱的工整度量，去描摹世界的形貌，以及你我投身其中时的感受。
他是美国中产阶级伟大的历史记录者，此后数百年，如果人们仍会读书，便会以阅读兔子系列来了解那一复杂难解的时代――20世纪，以求其确切形态。
厄公亦是美国最后一个真正的文学人，一位全身心的作家和作为文化的文学之看护者。较诸亨利・詹姆斯以降的任何人，他都更为多产，也涉猎更多不同的类型――短篇小说、长篇小说、诗歌、散文、评论，且偶有新闻报道，无法想像谁可以取而代之。谁能有这种精力或眼力，来应对如此广博的阅读呢？
诚然，在许多方面，厄公均非典型文人。他在波士顿海边的一处郊区过着安静的市民生活，极少在文学聚会上抛头露面，偶尔路经纽约，也是为了参观博物馆或走亲戚，从不多呆。他未执教鞭；他几乎从不自吹自擂，他不属于任何文学工坊或某个圈子。上午的工作结束后，他中意的休闲方式不是约别的作家吃吃喝喝，而是叫上老伙计打一轮高尔夫。
厄公与文坛保持联络的主要方式乃通信。他是邮局的常客，而且每天翘首以待联邦快递的卡车。他保有老式风范，即时复信，礼貌周全，信如其人，迷人，带点少许的自嘲。接近花甲之年时，他开始不时假作老顽固或病秧子，以此自娱。当我在《纽约客》供职，做其编辑时，他给杂志的稿件经常附有一纸便条，说明此稿乃拙作，或许不便再改，盖因井已枯，坛已空，地已干云云。事实上，直至生命行将走尽，厄公亦青春未泯，令人印象深刻，仅仅死前数周，他还将最后一篇文章与所刊杂志一并整理归档。
如果你像我一样，有幸分享厄公对高尔夫的热忱，便可定期记下其球局的可悲状态，但他力图扳回颓势的希望从不曾稍减。他对“招子”（tips）乐此不疲――此乃高球手在心神不定时用以令稳定身体的小技。
然而，虽则远离文坛中心――口诛笔伐、大小聚会、流言蜚语――或许也正是因为这种远离，厄公身后形成一个巨大的身影。他是数代作家的老爹级人物――其“影响”并非哈洛德・布鲁姆所谓的贬义（译注：指布鲁姆有名的“影响的焦虑”），而是有更多褒扬，更为激励后辈。在《纽约客》网站，以及别处，上周涌现出许多作家自发的大量献辞，出自任碧莲、朱利安・巴恩斯、约翰・欧文、杰弗里・尤金尼德斯、理查德・福特、保罗・瑟鲁、TC・博伊尔、安东尼娅・纳尔逊、乔治・桑德斯、ZZ・派克、托马斯・麦克高恩、洛丽・摩尔和乔伊丝・卡罗尔・奥茨，即便不是全部，其中也有大多数与厄公素昧平生。他死前不久，有几个总爱唱反调的人，如大卫・福斯特・华莱士和斯文・伯克茨，便对厄公，还有诺曼・梅勒和菲利普・罗斯――皆属上了年纪的“大男子主义者”――颇有微辞，说他们登台太久，需早早下课，好给更有天大之才的年轻人腾出登场及维生的空间。然而，许多晚辈作家并未感受到竞争之存在，他们有的只有景仰。其中两位小说家，乔纳森・莱瑟姆和约瑟夫・奥尼尔，其风格之迥异，不下他们与厄公之大不同，上周二晚间，他们却也聚首小饮，缅怀厄公，无疑还有其他作家――在布鲁克林、上西区和爱荷华城中的酒吧、阁楼和起居室里，追思感念。
（下期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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