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给人们留下的总是一副谨肃而老成、理性而节制的印象。其实胡适内心有着一种放肆不惮、易于沉溺、毫不自制的一面。依胡适现存的文字材料来看，他一生中去过妓院的次数不能说十分频繁，但也实在不算少的。
民国初年活跃在北平八大胡同中的红妓女凤仙、小桂合影。1923年版胡朴安编《中华全国风俗志》有云，当时北京“无一人不入胡同上盘子（妓院）……”，足见当时娼风之盛。
叫局与吃花酒
依胡适现存的文字材料来看，他一生中去过妓院的次数不能说十分频繁，但也实在不算少的。大致梳理一下，情况如下：
1.“从喝酒又到叫局，从叫局到吃花酒”（时间：1909冬到1910年春，地点：上海）
1909年10月初，胡适所寄身的中国新公学解散。这是胡适自1904年到上海以来第一次感到生活无所依靠、精神无所寄托时候。“余自十月一日新中国公学沦亡以来，心绪灰冷，百无聊赖”（《胡适日记全编》，曹伯言整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不幸这时他的“家事败坏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就那么一点薄产，兄弟还要分家，母亲病倒，亲人亡故。只有十八九岁的胡适生活潦倒，“迩来所赖，仅有三事，一曰索，索债也；二曰借，借债也；三曰质，质衣物也。”（《日记》）他感到“前途茫茫，毫无把握”。“在那个忧愁烦闷的时候，又遇到一班浪漫的朋友，我就跟着他们堕落了”（《胡适文集》，欧阳哲生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于是看戏，打牌，逛窑子成为胡适排遣自己的三大方式。这源自新公学一个叫何德梅（Ottomeir）的混血儿，此人父亲是德国人，母亲是中国人，什么都会。他住东屋，胡适与林君墨、但怒刚等几位朋友同住西屋，这东西屋又是通的。另外，离胡适不远，还有个唐桂梁，此公系唐才常的公子，时值革命失败，他也情绪低落，自暴自弃。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跟好学好，跟衰学衰”，情绪一低落，朋友一教唆，胡适这个小年轻就学坏了。
于是，他便跟这帮狐朋狗友一起昏天黑地，吃喝嫖赌，无所不为。“何德梅常邀这班人打麻将，我不久也学会了。我们打牌不赌钱，谁赢谁请吃雅叙园。我们这一班人都能喝酒，每人面前摆一大壶，自斟自饮。从打牌到喝酒，从喝酒又到叫局，从叫局到吃花酒，不到两个月，我都学会了”。据他自云：“我那几个月之中真是在昏天黑地里胡混。有时候，整夜的打牌；有时候，连日的大醉。”（《文集》）在上海的这段时间胡适与妓女交往的具体情况大致如下：
旧历1909年12月14日，胡适授课结束，“过桂梁家，桂梁令书赠妓联，以不□（按：疑为“善”）书辞焉”（《日记》）。两天后，即12月16日，胡适与众友在雅叙园吃茶，并在他们的怂恿下开始了人生的第二次“叫局”。“余素不叫局，同席诸人乃怂恿仲实令以所叫伎曰赵春阁者转荐于余，此余叫局之第二次也”（《日记》）。再两天后，即12月18日，胡适又同桂梁逛伎家了。“是日君墨、仲实皆外出，桂梁来邀至伎家，食所谓私□（按：疑为“家”）菜者”（《日记》）。
旧历1910年2月2日，君墨邀胡适去一名唤花瑞英的伎家，说有要事商量，其实并没什么事，他只是看胡适曾称赞过此妓，以为胡适意有所属，于是以有事商量之由将胡适招来。“花瑞英者，去年余于金云仙家观之，时与金韵籁同处，皆未悬牌应客。君墨亟称此二人，谓为后起之秀，余亦谓然。乃今年，二人皆已应征召，君墨仅得金韵籁地址，而不知花瑞英所易姓名及所居何里，近始得之。君墨以余尝称此伎，遂以为意有所属，故今日遽尔见招”。“是夜酒阑，君墨已醉，强邀至金韵籁家打牌，至三时始归”（《日记》）。是年花瑞英年方二八，刚开始“挂牌营业”。胡适一干人便扣门而来。大约此妓确为上品，一年后，1911年，17岁的花瑞英嫁与40来岁的刚断弦的南浔富翁张石铭，谁知张石铭上半年刚娶名妓，下半年又娶新妇，外宠甚多，花瑞英愤而离家出走，不得已重操旧业。张石铭又何许人也，此公乃民国元老张静江之兄长，中央大学校长张乃燕之叔伯也。18年后，1928年5月12日，胡适看到《晶报》上一条《张石铭身后一公案》的消息后。唤起了他的回忆，从中我们可以得知，胡适曾为花瑞英集过一联。据胡适自云：“宣统二年（1910）春间，我和林君墨都叫过花瑞英的‘局’，那时她还是初出来的第一年。我曾为集一联云：‘倚槛观花瑞，攀林搴落英。’上许敬宗，下谢灵运。”（《日记》）
旧历1910年2月5日“夜，诸人聚饮于伎者白玉茹家，余亦在坐”，“归寓已十一时”（《日记》）。2月6日，这一干人又到花瑞英家“打茶围”，打牌打到一点钟，此后又同赴一伎陈彩玉家，把人家硬是叫醒，搞了一个通宵。“晚课即毕，桂梁来邀外出散步。先访祥云不遇，遂至和记，适君墨亦在，小坐。同出至花瑞英家打茶园［围］，其家欲君墨在此打牌，余亦同局。局终出门已一点钟”。据邵雍在《中国近代妓女史》中介绍，在上海嫖妓是有一套比较复杂的程序的，一般先要“打茶围”，亦称“端盘子”，再到“叫局”，再到“吃花酒”，最后，才会“落水”（留宿），一般对“长三”而言，先要“打茶围”，所谓“打茶围”，“客人对于长三，非由出场点曲相识，亦必有人为之介绍，往其家作茶会，曰‘打茶围’，不须给钱。有水果、瓜子、鸦片等相饷”（王书奴《中国娼妓史》，见李敖《胡适评传》，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1）。“打茶围”可一人，亦可多人，但规定只能以一人为主，这一人可以动手动脚，其他人只限于言语。“君墨适小饮已微醉，强邀桂梁及余等至一伎者陈彩玉家，其家已闭房卧矣，乃敲门而入。伎人皆披衣而起，复欲桂梁打牌。桂梁以深夜惊人清梦，此举遂不可却。余又同局，是局乃至天明始终”（《日记》）。
旧历1910年2月10日夜，他们又到花瑞英家喝酒去了。“是夜伯经招饮于富贵春，席终，余与仲实同赴邓硕麟君约，饮于花瑞英家，十二时归”（《日记》）。2月12日，一个雨夜，就是胡适光着脚板，用皮鞋醉打执勤巡捕，此后被罚五元的那夜。胡适在《四十口述》中道：“那一晚我们在一家‘堂子’里吃酒，喝得不少了，出来又到一家去‘打茶围’。”（《文集》）而当年的日记中则这样记，“是夜唐国华招饮于迎春坊，大醉，独以车归。归途已不省人事矣”（《日记》）。这两个叙述不十分一致，也许当年日记所记更准确些吧。
看来这几个月，胡适几乎成为“问题青年”了，叫局吃酒，赌博学唱，一些坏的生活习惯都粘染上了，由于那时娼妓是有不同流品的，“书寓”、“长三”、“幺二”统称为“堂子”，大概属于正规的营业，有执照，纳捐的。而“咸肉庄”、“咸水妹”、“野鸡”之类的属非法经营，小本买卖，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而胡适之们逛窑子多为中等消费，书寓先生之类非他们这帮穷汉所能消费得起，而野花流莺又非他们文人雅士所乐意。于是，中等娼妓往往是他们的最佳选择。但堕落到什么程度呢？所幸这帮年轻人都没有什么钱，所以只能量力而穷开心。“赌博到吃馆子为止，逛窑子到吃‘镶边’的花酒或打一场合股份的牌为止。有时候，我们也同去看戏。林君墨和唐桂梁请了一位小喜禄来教我们唱戏”。他们也仅止于叫叫局，吃吃花酒，打打牌而已。据不完全统计，此段时间，他接触过的妓女计有赵春阁、花瑞英、金韵籁、白玉茹、陈彩玉等人。要说明的是，逛窑子也并非只意味着皮肉交易。喝茶、打牌、作诗、献唱、陪聊亦是娼妓的种种服务项目，而胡适们也止于“打茶围”、“叫局”、“吃花酒”，只是在“池塘”走来走去，鞋子有点湿，但最终没有“落水”。
对于这几个月的放荡生活，胡适日后屡有忏悔。1914年，远在美国的胡适在日记中写道，“吾在上海时，亦尝叫局吃酒，彼时亦不知耻也。今誓不复为，并誓提倡禁嫖之论，以自忏悔，以自赎罪，记此以记吾悔”（《胡适留学日记》，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1916年，他在戏赠朱经农的诗中写道：“那时我更不长进，往往喝酒不顾命；有时镇日醉不醒，明朝醒来害酒病。一日大醉几乎死，醒来忽然怪自己：父母生我该有用，似此真不成事体。”（《胡适留学日记》）他从此要洗面革心，重新做人了。
2.“我也不便拒绝”（时间：1921年9月4日，地点：上海）
胡适的确不愧是位优秀的“有为青年”，在上海逛窑子的那几月看来是他平生少有的自甘堕落时期。那时也许正值年富力强，又适人生无所目的，生活无所着落之因素，使得他身心放纵了几个月。七年留美生活使得他明白原来我们自视为风流韵事的逛妓院，其实是人类最为丑陋的道德之一，于是，他主张禁嫖。此后的“文学革命”使他顿时成为一时风云人物，1917年，年值26岁，博士文凭还没拿到手的胡适，就应蔡元培之邀成为北大教授，风度翩翩，演讲频频，他成为“新文化中旧道德之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之师表”（去世后蒋介石之褒扬令）。所以，无论是主观上，还是客观上，他都没有再如此胡闹的必要和可能。然而，逛妓院的事仍还是不可避免的。
如果说此前在上海屡逛妓院是主动的话，1921年9月4日与妓女合影则是碍于朋友的情面，被迫的，这次与两个“疑似混血儿”有关。1921年，胡适应高梦旦等人的再三请求，为上海为商务印书馆作一筹划，9月4日，“回寓，恰值主人之子振时邀了陈景韩（冷血）、李松泉（哈佛学生，以善变戏法出名）和两个葡萄牙人（能说中国话，大概是中国妇人生的）在家吃茶。他们邀我加入。后来始知这几个人都讲究照相，今天是来照园中风景的。那两个葡萄牙人又招了两个妓女来照相；我听他们的谈话，大概这几个人都是常在一起嫖赌的人。我因张丹斧七月间曾作一篇《取而代之》的文，使我觉得很对不起陈冷血，故我不便即辞出”。“最后他们把在座的人合照了一张，我也不便拒绝”（《日记》）。这几个家伙，又是一帮十来年前的胡适之们，只不过，胡适已不是十来年前的胡适了，他只是被迫合一下影而已。
3.“看看济南的窑子是个什么样子”（时间：1922年10月13日，地点：济南）
胡适每到一地，似乎都喜欢到该地的窑子里看看。1922年，胡适到济南参加“第八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讨论新学制”会议。10月13日，这天傍晚，胡适去理发，看来他实在太困顿了，以至于理发的时候都睡着了。洗头发时，他叫师傅用冷水洗头，才得以清醒。这天晚上，邮局失火停电，大约无事可做吧，日记里这样写：“我就到济源里去看看济南的窑子是个什么样子。进去了三家，都是济南本地的，简陋的很；大都是两楼两底或三楼三底的房子，每家约二人至四人不等，今夜因电灯灭了，只点油灯，故更觉简陋。十时半回寓，早睡”（《日记》）。
4.“邀我们去逛窑子”（时间：1925年9月底到10月初，地点：汉口）
1925年9月底到10月初，胡适应武昌大学和武昌商科大学邀请去做演讲，他忙中偷闲，与朋友们一起又要看看窑子的生活了。“有一天夜里，小朋、达夫、金甫和我把周老先生（鲠生）拉去看汉口的窑子生活；到了一家，只见东墙下靠着一把大鸡毛帚，西墙下倒站着一把笤帚，房中间添了一张小床，两个小女孩在上面熟睡”。“又有一天，孤帆得了夫人的同意，邀我们去逛窑子，到了两家，较上次去的清洁多了。在一家的席上，有一个妓女是席上的人荐给金甫的；席散后，金甫去她房里一坐，她便哭了，诉说此间生活不是人过的，要他救她出去。此中大有悲剧，因是意中的事。此女能于顷刻之间认识金甫不是平常逛窑子的人，总算是有眼力的。那夜回寓，与达夫、金甫谈，我说，娼妓中人阅历较深刻，从痛苦忧患中出来，往往more capable of realromance（擅长谈情说爱），过于那些生长地安乐之中的女子”（《日记》）。
5.“带他去杨兰春、桂女亘两妓家”(时间：1926年2月初，地点：上海)
大概胡适认为妓院似是了解中国国情的一个难得的场所吧，1926年2月初，他带外人L.Gannett（L・加纳特）去逛妓院。没料到，此洋朋友倒是力劝胡适不要将精力花费到这些无聊的游戏之中。直到8月22日，胡适为庚款的事情欧游时，才得以有空给他复信，并在23日日记里深刻自省。“他在二月初，在上海见着我，谈的很多。有一天晚上我要叫他看看中国情形，带他去杨兰春、桂女亘两妓家。他是我的旧友，别后于三月五日从北京寄我信，（深情）劝告，怕我把有用的精力浪费在无用的嬉戏里”。胡适告诉加纳特，他决心“要严肃地做个人，认真地做番事业”，并将加纳特原信附于自己日记之中，“以记吾过，并记吾悔”（《日记》）。
其实，他对去妓院的悔过似乎在8月14日在伦敦的时候就有过，胡适“感觉寂寞的很”，“写信与冬秀，说我近来的心理。我说，第一想把身体弄好。第二把一切坏习惯改掉。以后要严肃地做个人，认真地做一番事业”（《日记》）。说到“好身体”，胡适似乎并不健壮，一个痔疮都得休息几个月来调养。他对马寅初的身体曾这样记载，“寅初身体很强，每夜必洗一个冷水浴。每夜必近女色，故一个妇人不够用，今有一妻一妾”（《日记》）。所谓“坏习惯”，对胡适来说，习惯称得上坏的，而且值得深切悔过的，也许只有逛窑子之类的事了。然而，8月28日他又到“娱乐场所”红磨坊去了。“晚上与顾君（按：顾荫亭）夫妇等到Le Rotorde（罗道达咖啡馆）去吃咖啡”，“又与他们同去Moulin Rouge（红磨坊）看跳舞，夜深始归”（《日记》）。后来，他似乎仅限于看看歌舞表演之类的，1931年3月20日在东兴楼吃饭，“饭后与志摩、郑颖孙同到东安饭店的白宫舞场看跳舞。北京近二年中跳舞场开了不少。前门外的妓女有改业做舞女的”（《日记》）。
以上是笔者所能见得到关于胡适进妓院的大致情况。
“玩玩”与“看看”
从以上材料大致可以看出，胡适一生逛窑子次数并不算少，他常常到一地都会体察一下当地的窑子。他“逛窑子”似乎有两个意图。一是“玩玩”，即娱乐式的狎玩。我们不必为尊者讳，这里不排除他的自甘堕落、自我游戏、自我放纵的因素，这在1909年至1910年上海时期为最，也许这并非惟一的一次，因为至少在1926年，他引领加纳特去逛两家妓院时，加纳特对他报以诚恳的劝诫。应当说，在上海期间，他在和朋友们一起逛窑子的时候，多是本着此目的。从现有材料上看，其活动也许限于“吃花酒”、“打茶围”之类，并非简单直接的皮肉交易。
二是“看看”，即体察中国社会民情。胡适逛窑子也许不光是为了狎玩，他把妓院作为了解一地风土人情，了解中国社会的一个窗口。1922年在山东的“看看”，1925年在济南的“看看”。纯粹为了“看看”而“看看”的因素也许是不能忽略的，他在日记中也简略地记载了这些妓院的基本情况，但问题在于，不知他到底了解到了什么样的民情。这里也许有着某种隐秘的冲动，因为某种情绪也许在体察社会民情的幌子的自我安慰下才能得到正当的展开。
有时也能做很gay的生活
胡适的叫局与吃花酒其实与他的性情有关。胡适给人们留下的总是一副谨肃而老成、理性而节制的印象。其实胡适内心有着一种放肆不惮、易于沉溺、毫不自制的一面。读者诸君可能不赞成，但这可从他的手相中看出，他自己也绝对承认这一点。
1921年8月26日。在上海益都的饭局上，其友郑莱曾学西洋看手纹法，他给胡适看手相，“他说，我虽可以过规矩的生活，虽不喜欢那种gay的生活，虽平时偏向庄重的生活，但我能放肆我自己，有时也能做很gay的生活（gay字不易译，略含快活与放浪之意）。这一层也是很真，但外人很少知道的。我没有嗜好则已，若有嗜好，必沉溺很深。我自知可以大好色，可以大赌。我对于那种比较严重的生活，如读书作诗，也容易成嗜好，大概也是因为我有这个容易沉溺的弱点”（《日记》）。那种“好色”，其实正是胡适易于沉溺、毫不自制的性格所致。所以，一经诱惑，便就学坏。这一点承蒙他老人家的指明，可谓解释他叫局与吃花酒的关键之所在。
除过性格因素之外，他的内心放纵的一面也许还与他小时候阅读过的一些淫秽小说有关。胡适小时候喜欢看小说，而小说又是家人所不允许看的。所以他只得偷读。他当然接触到许多优秀的白话小说，但同时小胡适也接触到一些淫秽小说（所谓黄色小说是也），并深受其害。“大凡一个人年小的时候，知识没有充足，心思也没有一定，都是跟好学好跟坏便学坏的”，“即如看淫词小说便有大害”（《文集》）。他日后谈到受黄色小说之害时说，“所得小说良莠不齐，中多淫书，如《肉蒲团》之类，害余不浅。倘家人不以小说为禁物而善为选择，则此害可免矣”（《胡适留学日记》）。在他出国留学前，对《金瓶梅》肉欲的渲染之害这样说道：“以余观之，则此书固是社会小说，然写淫太过，本旨转晦。作者即欲写一淫人，偶一渲染，未尝不可，今乃绘声绘影，穷形尽致，遂令懵懵阅者，变本加厉，遗害几许青年，此其咎，作者百喙不能辞也。”（《日记》）他自己深知旧小说淫秽内容的害处。
然而，在国外的留学生活，使得他始知嫖娼其实确系一种落后而丑陋的道德，而国内文人学士却视为风流雅事而不自知，这一对照，使得胡适觉得如芒在背。1914年6月30日，他始提倡禁嫖。“吾国人士从不知以狎邪为大恶。其上焉者，视之为风流雅事，著之诗歌小说，轻薄文士，至发行报章（小报），专为妓女作记室登告白。其下焉者，视之为应酬不可免之事，以为逢场作戏，无伤道德”。“今日急务，在于一种新道德，须选造成皆知女子堕落为天下最可怜之事，令人人皆知卖良为娼为人道大罪，令人人皆知狎妓为人道大恶、为社会大罪，则吾数千年文教之国，犹有自赎之一日也”（《胡适留学日记》）。而“我们中国的人，从前都把那些女人当作男子的玩物一般”（《文集》）。他很大程度上认为中国旧有的嫖娼责任主要在于嫖男，而不在于娼女，这和鲁迅的观点颇为类似，鲁迅曾说，“自然，各种各式的卖淫总有女人的分。然而买卖是双方的。没有买淫的嫖男，那里会有卖淫的娼女”（鲁迅《南腔北调集・关于女人》）。所以，胡适对于妓女也不如一般人歧视和鄙夷的态度，对她们颇为尊重和同情。在他的眼里，妓女首先是个人。所以当他听说高一涵接了个妓女做老婆，就马上写信给他的老婆江冬秀，叫她不要歧视人家。他说，“请他千万不要看不起一涵所娶的女子，劝他善待此女。‘他也是一个女同胞，也是一个人。他不幸堕落做妓女，我们应该可怜他，决不可因此就看不起他’”。另外他致书高一涵，“劝他新娶之后，戒绝赌博，多读书，继续学问的事业”（《日记》）。一涵为了胡适的见解和宽慰，感激涕零，回信给胡说：“谁知你竟能超脱一切俗见，竟于宽恕之外，来勉励我前进，真使我感愧无地！”（《日记》）对男人的责难和对妓女的同情，这无形中会增加对自己狎妓的罪孽感。
一方面有内心放纵之一面，另一方面又视之为罪恶，这是他内心矛盾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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