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汉学家名字时应“多留个心眼”

“求疵录”是去年下半年“书评周刊”社科版设置的一个新栏目，至今已刊发多篇文章，也得到了读者朋友们的欢迎。常有读者询问我们这个栏目的要求，在此略作答复。我们的设想是：对尚有参考价值的图书的小问题挑挑毛病，但不“为求疵而求疵”，希望所“求”的“疵”不很细小，以致

――编者

去年底淘到一册《帝国晚期的江南城市》（林达・约翰逊主编，成一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6月版），这部书以江南地区的主要城市苏州、杭州、扬州、上海等为研究对象，分别由六位海外中国城市史研究方面的专家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浏览该书,笔者发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即撰写其中《扬州：清帝国的一座中心城市》一篇的Antonia　Finnane教授，中译本将其译作安东尼娅・芬安妮。事实上，这位学者正是中华书局引进的列文森奖获奖著作《说扬州：1550―1850年的一座中国城市》一书的作者。《扬》文没有采用Antonia　Finnane教授的通译中国名“安东篱”，而是取用了令人稍感陌生的音译名字。笔者以为，这样的译法或有可商榷之处。

此种直接音译的情况也出现在介绍其他汉学家事迹的文章著作之中。如《空谷幽兰》（比尔・波特著，明洁译，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12月版）一书提到史蒂芬・欧文创作了《中国诗歌的伟大时代：盛唐》；在《明代商业与社会变迁》一文中，论者写到“美国学者翟莫西・布鲁克（Timothy　Brook）作《喜人的变乱：明代商业和文化》（The　Confusions　of　Pleasure:　Commerce　and　Culture　in　Ming　China）一书”；而《国外学者眼中伟大的宋朝》一文则称“美国耶鲁大学中国现代史教授乔纳森・斯彭斯在2000年1月1日《新闻周刊》刊登文章，这样评价宋朝：‘上一个中国世纪是11世纪。当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也是最成功的国家’”。此类例子还可举出不少。

本来，上述文章著作采用直译并没有太大的问题，因其基本上都达到了外国人名翻译标准的一般要求。但是考虑到汉学研究的实际，笔者认为我们在翻译海外汉学家名字时却应当“多留个心眼”，否则面对熟悉的学者我们却可能如堕云雾之中。上述史蒂芬・欧文（Stephen　Owen）、翟莫西・布鲁克（Timothy　Brook）、乔纳森・斯彭斯（Jonathan　D.　Spence）等汉学家，其实都有我们所熟知的中文名字，分别是宇文所安、卜正民与史景迁。像这样取用中文名字的情况在海外汉学界中并非少数，许多学者都有典雅、优美的中文名。

汉学家中文名的得来，则大致有几种情况：一是学界约定俗成的称呼，如孔飞力、崔瑞德等（两岸翻译或有不同，台湾译为孔复礼、杜希德）；二是由他人代取，如在1991年翻译出版的《利玛窦传》（题乔纳森・斯彭斯著，王改华译，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8月版）中，附有史景迁教授给译者的信，信中指出他的中文名是其中国读者所取。著名的“费正清”这一中文名字的由来则有梁思成先生的建议；第三种情况是汉学家兼顾其名称“音”与“意”两方面的考虑，在深刻理解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自己命名，这种情况最为普遍，如宇文所安教授的中文名中“宇文”是胡人姓，“所安”则出自于《论语》的“观其所由，察其所安”。而根据韦明铧先生的介绍，笔者开篇提到的安东篱教授之中文名，也是取自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意境，同时“安东篱”的发音也与Antonia接近。

正是基于以上所谈到的一些情况，笔者认为在译介汉学家著作或介绍其事迹时，我们不妨多注意一下那些汉学家是否有中文名，在充分尊重学界习惯与汉学家个人意愿的基础上，对于有中文名的汉学家尽量采用他们为人所熟知的中文名字，这样或许会既便利读者，同时又利于我们研究的开展。王笛先生曾在《街头文化》（李德英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2月版）一书的中文版序言中讲述了他的一段治学经历，即千辛万苦寻找“大卫・格拉汉姆”，最后才发现他其实正是曾主持三星堆发掘的汉学家“葛维汉”。王先生的故事或许本意只是想说明西方学界对版权问题的严格要求，却对我们更好认识汉学家、重视其中文名也不无启发作用。如果在翻译上，我们从一开始就将David　Crockett　Graham统一译成其中文名字“葛维汉”而非大众化的“大卫・格拉汉姆”，也许就可以更有效的节约相关研究成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