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林交游与风气变迁――19世纪宣南的文人群体研究》，魏泉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第一版，33.00元
转眼就是五年过去，诚如魏泉君附记所言，
因研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文化社会学理论，故对其文化场诸理论概念甚感兴趣。不过这一理论，似乎用于中国语境的不多，具体到文学场，似乎也只有贺麦晓教授的研究（请参见Michel Hockx (ed): The Literary Field of Twentieth-Century China. Richmond, 1999）。读到这册《士林交游与风气变迁》，感慨良多，大有“东学西术”的感慨。盖所论及的具体研究对象虽然是古代中国，但其研究方法确实在相当大程度上借鉴或者融通了西方的理论。之所以如此，可能与魏泉君的求学经历大有关系。魏泉君负笈北大，师从夏晓虹先生，三年寒窗，收获大是不同。至于本文的具体撰作，自然大获益于在北大曾先后修习的“双剑合璧”之课程，即陈先生所开“北京文化”研究、夏先生所开“上海文化”研究。陈平原、夏晓虹二先生的学术视阈其实相当开阔，两位先生虽然从来以中学的面目出现，其实背后并非没有“西学”的关注。用陈先生的话来说，就是西方的理论我们都读，只是不拿出来“炫耀”而已。问题的多姿多彩与方法的多元纷呈，是现代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我读此册专著，其实讨论的问题不大，只不过是清季北京某城区的士人往来而已。然入手处小，所见者大。讨论的虽只是清代宣武门以南的外城――汉族士大夫聚居之区，但作者接入“城市史”的视角，勾连出“文学史”、“学术史”若干重要而有争议的问题，则显得其关注范围相当之广，决非就事论事的城市文化研究而已。这让我想起陈来教授谈过的一件往事。他说在一次评奖中，他所撰《朱子年谱考证》（可能不确）未能获奖，其理由竟是此不能算是学术著作。他说他并不在意评奖与否，关键是这样的评价不能接受。确实，题目与实际很可能不完全是一回事，入手处不妨小，所见及者则不能不大。
全书八章，掐头去尾去掉“宣南人文环境的形成”、“文人交游的传统与空间”、“总论”等，则主体部分共五章，实际上是五个专题研究，即“翁方纲发起的‘为东坡寿’与嘉道以降的宗宋诗风”、“‘宣南诗社’再研究――嘉道之际的士风与汉族‘行省官僚’集团”、“梅曾亮的京师交游与‘桐城古文’的流衍全国”、“‘顾祠修禊’与‘道咸以降之学新’”、“‘小秀野草堂’与陈衍的‘学人之诗’说”，问题意识都相当明确，而且诚如夏晓虹先生所指出的：“论文从考证核心人物的诗酒唱和发端，愈转愈深，最终的关注点分别落在士风、文风、学风与诗风的变迁上”（序第3页）。可谓真的做到了“以小见大”，也显示了作者的学术眼光与功力。
说实在话，诸如“士林交游与风气变迁”这样的题目，最能吸引读者的兴趣。但问题是难以“落实”。“交游”尚还好些，可以具体还原出当初士大夫们雅集、书信往来的情景；但“风气”二字则委实难以严谨论证。所以，在此文之中，魏泉君采取的策略，仍然是“个案”研究。不过，这种个案，一方面建立在以个体为中心的基础上，即选择了以梅曾亮的京师交游为中心的“江亭雅集”、和陈衍的小秀野草堂的“学人之诗”，故三、五两章是建立在纯个案研究的基础之上；但另一方面，他仍在试求突破，因为“宣南诗社”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其难度显然比作为个体的具体诗人要大；而将“顾祠修禊”与“道咸以降之学新”紧密相连，突出一个顾炎武在清季被接受的命题，其实背后难免有西方“接受史”的痕迹。虽然作者以道咸年间京师宣南的文人交游为切入点，强调是从1843年起延续近三十年的“顾祠修禊”活动和道咸以降学风转变之间的关系，认为这一活动可以看作道咸学风转变的代表性事件。这种架构论文的方式，仍然值得仔细揣摩。西方理论的拿来与借鉴，是一个大题目，尤其是在中国的传统文史研究中，如何做到“撒盐于水，化于无形”，尤其值得探讨。就这个意义来说，魏泉君的这种尝试，为我们开了一个很好的头。
另一个方面，魏泉颇有讲故事的能力与技巧，看她一点一点诱出“宣南”的来历，讲述士人社区的形成及功能，很是自然，一点都不觉得她是在故作经营，交代背景。至于她讲述诗的源流与功用、雅集的意味等等，都让人大有收获，而读来神清气爽，胸头快意。在严谨的学术论文撰作中，能达到这样的文字境界，真是颇为难能。而不是个中人，又有谁能体会作者经营时的苦心与费力？至于从一步步推出研究视角，到研究对象的选择，真是让人大有“水到渠成”的感觉。其实，这点已近乎“叙事”的理论与技巧（参见戴卫・赫尔曼主编《新叙事学》，马海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再加上作者大量引用的清人诗文，其文采飞扬、辞章讲究，亦为此文增添了不少光彩。确实，今人衡学论文，对辞章一道太过忽略，长此以往，恐有“文统覆灭”之危，这一点对照古人文章，一见便知。对此作者也有明确的见地，所谓“根柢经史，通论诗文”，希望将“兼顾‘见之于行事’的史料考辨和‘通论诗文’的理论素养，作为自己从事近代文学史研究的‘可能走向’。”既可见出魏泉君的“自我期许”，也多少透露出在学术上继续攀登的“万丈雄心”。
那么，在学术上，这本书的最大贡献在何处呢？我以为是在方法论上的突破性尝试。正如作者所承认的，之所以这样结构与经营此文，是“受到了学术界由思想史描述转向社会学方法的学术思潮和研究趣味的潜在影响”，思想史研究正继“文化热”与“学术史”之后，成为2000年代学界的新热潮。作者强调社会学方法，应是“别有只眼”处，但如何将西方的诸种社会学理论“分门别类”与“融会贯通”，纳入到自己的“研究视野”里来，似可大做文章。
整体而言，此书相当扎实且思路有新意，至于其行文之雅，更是难得，故颇有厚重之感。不过，在我看来，这样的文章如何能够通过“雅俗共赏”的方式，走入更多的寻常百姓家，则是另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了。整篇行文，如行云流水，大巧功成。第八章总论以“出入于文史、见之于行事”为题，颇为系统地讨论了文学史研究方法问题，显示出作者的理论自觉，颇为可贵，尤其是加入社会学和后现代理论内容的探讨，诸如年鉴学派、海登・怀特“历史诗学”视角的引入等等，比原来博士论文的结语之单薄强多了，而作者守定文史立场，强调“在兼有史料考证的细密与文字表述的清晰之后，所谓‘通论诗文’才是一个可堪追求的更高境界”（第216页），信然。而作为中国现代学术第一、二代学者里的“人中之龙”的陈寅恪、钱锺书对方法论的思考或许可引来参照，钱锺书强调：“史家追述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管锥编》第1册第16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此言极为精辟，其实亦暗合其师长辈的陈寅恪的一段话：“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借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载陈寅恪：《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79页，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但这样一种方法论思考，如何在现时代语境中融入我们的研究实践中，其实还深值探讨，社会学之外，人类学乃是20世纪以降世界范围很强势的一个学科，前辈学者对此似尚未引起足够重视和资鉴，如何借助人类学等其他学科的眼光，来提升文史研究的层次和境界，或许是我们这代人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