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前者，鲁迅先生有一个解释是“儒者，柔也”，尽管措词近乎戏谑，但对于讲求“文质彬彬”、“克己复礼”的儒生，主旨应当是不会错的。而至于墨子之徒何以为侠？则是需要略加疏解的。
表面上看，“侠”很难列入诸子中的
尽管孔子与墨子同为名师，也都开创了名噪一时的显学，但其受业弟子的命运却完全不同。一般的看法是，孔子之徒比墨子之徒要有出息得多，他们不仅使导师一路攀升到“至圣先师”，自己也经常可以占据一个圣人的名号。而墨家弟子则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越来越不成器的“流氓”，只能蜷曲地生存于黑暗之中，扮演各种不够光明正大的角色。但对此也有一些细节是需要仔细分辨的。首先，这种看法适合解释的范围是有限的，因为异变为侠的墨子之徒，在他们的生命史中也同样有过激动人心的年代。春秋战国的荆轲、专诸、要离等固不必言，即使到了已“独尊儒术”的汉代，“侠”仍然是一种最崇高的伦理行为的代称，所以司马迁才说：“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史记・游侠列传》）而当时的“儒”则经常成为被嘲笑的对象，如汉高祖就曾以儒冠为溺器，而郦食其则宁愿以“高阳酒徒”自称，甚至诗人也说“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而汉文化的兴盛与辉煌在很多方面也与主体的这种“血气”相关。其次，即使后来，在不同话语系统中，对两者的评价也很不相同。在上层意识形态中，儒家的地位当然是至高无上的。但在各种民间话语（如民间故事、武侠小说）中，主角则是“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的侠与“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草莽英雄。总之，孔子的弟子由于读书破万卷，因而头脑比较聪明、灵活，他们深谙“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的道理；而墨子之徒由于从小厌恶儒家的“文章大业”，因而特别容易“认死理”，直至“一棵树上吊死”。如果想想有多少原儒的刚健精神在其第二期、第三期发展中湮灭不闻，那么，到底是谁的弟子好，也就更加难以品评高下了。
我们已经讲过，墨的理想是原始共产制，而侠的精髓在于凭一己之技击去铲除一切政治与经济上的不平等，这是它们最深刻的相通处。然而，由于它们过于浓烈的理想主义色彩，最终就难免于“种下龙种，收获跳蚤”的命运。正如墨家在汉魏以后迅速成为绝学一样，怀着最崇高的道德理想上路的侠客们，在文明世界中左冲右突、厮杀呐喊之后，最后只能以喜剧性的“流氓”角色来收场。这其中的原因，我以为有二：一是由于过于务实而抽象理性机能日益退化，他们不懂得在文明时代中，“政治就是命运”，并且由于敌视文化而放弃了政治斗争中最重要的意识形态工具。尽管可以修炼出一身最上乘的绝世武功，但由于他们简陋的大脑根本不足以应付复杂的现实世界，因而像《水浒》中的黑旋风李逵一样，他们只能成为各种“刀笔小吏”的工具与牺牲。二是与最重视农业劳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墨家不同，对于侠客们来说，不仅惟一擅长的工具是刀剑，而且他们的胃口也早已不再适合农民的粗茶淡饭。这时他们就会迅速地由劫富济贫的英雄堕落为为虎作伥的流氓。这个过程当然是极其悲凉的，真正深得其中三味的是鲁迅，“孔子之徒为儒，墨子之徒为侠。‘儒者，柔也’，当然是不会危险的。惟侠老实，所以墨者的末流，至于以‘死’为终极的目的。到后来，真老实的逐渐死完，止留下取巧的侠，汉代的大侠，就已和公侯权贵相馈赠，以备危急时作护符之用了。”（《流氓的变迁》）其中原因则是，“由于他们的整个生活状况，他们更甘心于被人收买，去干反动的勾当。”（《共产党宣言》）
最后要申明的是，这两家门徒的关系也并非完全水火不容。一方面，在中国史书上经常出现的“义感刺客”细节，说的就是后世儒生如何用伦理纲常唤醒了头脑简单的墨侠的正义感；另一方面，后世那些面目白净、手无缚鸡之力的士大夫，对侠客或绿林好汉的人生也是极其倾心的。正如清人张潮说：“胸中小不平，可以酒消之；世间大不平，非剑不能消也。”（《幽梦影》）然而由于“利剑不在掌”或“百无一用是书生”的原因，他们往往只能通过“诗可以怨”的方式去排遣内心的政治苦闷。曹植的“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贾岛的“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李白的“酒后竟风采，三杯弄宝刀。杀人如剪草，剧孟同遨游”；龚自珍的“一箫一剑平生意”，讲的都是这个意思。不仅士大夫，就是一般的老百姓，也都需要借助武侠小说来宣泄他们的压抑与紧张的。可以说，每个中国人都可以说出一系列光辉的侠客姓名，尽管历史学者一加考证往往会发现，不仅一些侠客本人属于“莫须有”，而许多所谓的“英雄事迹”更是完全颠倒黑白的。这就是陆游说“死后是非哪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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