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特的晚期作品，如《独
在60年代，品特几乎在所有公开场合都宣称自己的作品与政治无关，而且他本人也对政治和政治家们没有任何兴趣。到了80年代，品特的态度开始有了转变。他开始默认自己作品里政治主题的存在。事实上，他在后期的几部作品里对于政治进行了深刻的揭露。这一态度上的转变让评论家们一时不知所措。奥斯汀・瑰格利（Austin Guigley）道出了评论家们在理解品特作品的过程中碰到的难题：
“我们是否应该采用他不时带给我们的政治提示来进行解读，并且宣称品特作品里呈现出来的复杂性不过是一幅更宏大画面（政治性）的简单组成部分；又或是我们应该捍卫这些早期的作品，不让它们随着作者迟来的意愿而被定义为政治压迫和滥用极权的图解。”
品特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是近年来评论家们关注的焦点。苏珊・何丽斯・玛莉特（Susan Hollis Merritt），一位擅长从历史和传记性角度研究品特的学者，在她的文章“品特与政治”中集中探讨了这两者的关系。玛莉特认为尽管品特从早年时期就把自己放在政治的对立面，但是品特对政治的意识却是一直在不断滋生和发展。玛莉特在文中对品特的个人经历进行了详细的介绍，且侧重讲述了品特在促进人权发展方面做出的积极工作。她认为品特是一位“社会民主工作者和倡导者，更是追求世界和平，人权和言论自由的积极分子。”在玛莉特看来，在品特的戏剧生涯中确实存在着一个转折点，而正是这个转折点直接引向他的政治戏剧的创作，在此之后，品特确实可以称为政治剧作家。基于品特近年来对于政治事务的积极参与，玛莉特的观点确实具有说服力。然而，遗憾的是在玛莉特的文章中，她并没有提供足够的证据对她的观点进行例证和深入阐述。
在品特与政治两者的微妙关系上，奥斯汀・瑰格利也作了大量的研究。他研究的主要是从后现代主义的方向来进行的，应用的作品如《独行者》《山语》与《一个人的陆地》。瑰格利对品特作品的后现代剖析主要关注了其作品中的“区域性的与其范围内事件无法简化的复杂性”。在此文章中，这位评论家认为关注区域性事件与个体身份的凸现是极为重要的。个体的存在不应该被支解为一堆简单的社会符号，而是应该作为“活跃于多元文化冲突与碰撞的源发地的代表”。瑰格利在此文中开始了“个人的也是政治的”讨论。最后，瑰格利通过后现代主义的解读总结道，在品特的戏剧中，政治因素的确存在，并且品特通过不断放大个人和区域复杂背景这一独特的方法来完成其对政治的描绘。
同样采用后现代视角的还有米雷亚・阿雷格（Mireia Aragay）。这位评论家对品特作品《归家》和《灰烬到灰烬》的语言结构进行解读，并通过语言篇章理论，观察得出品特本人对于语言，现实和主观性之间的关系在80年代中期经历了一些改变。阿雷格认为，“通过对语言的随心所欲的运用，品特把自己的政治见解蕴涵在了作品里的字里行间。在这些作品里呈现了品特对这三者的看法，掌控了语言便是掌控了权力，对于语言的扭曲便是对现实的扭曲，到最后便是对于个体主观性的扭曲。”
这些评论家有一个共通之处，他们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品特晚期作品作为讨论品特政治思想的主要依据，然而，任何忽略品特早期作品里的政治因素的研究都会破坏品特研究的真实性与完整性，最为尖锐的品特政治思想更多是蕴涵于品特的早期作品。如果说品特的近期作品呈现了权力滥用与人权破坏的现实世界，那么在品特的早期作品里，他便是深刻地指出了隐藏在这些现象背后的政治，社会与人的多重因素。迈克・比灵顿（Michael Billington）这位最负盛名的品特传记作家，在英国卫报的官方网站上对《升降机》发表评论的时候更是明确地引用了品特自己的话语来表述对于品特早期作品的看法，“在我的早期作品中，如《升降机》，《生日晚会》和《温室》，我所要探讨的只能说是政治。”
当今世界，战争纷乱，无辜生命在战火中不断消亡，研究宏观世界对微观生命的各种影响更显得意义深远。通过解读品特，并且找出深藏于作品中的声音，使得人们能够对全人类的现今生存环境有所了解，能够读出这位伟大剧作家对其读者的语重心长的告诫。阿雷格在呼吁深处时代浪潮里的人们注意品特作品里发出的重要人文信息的时候说道：“无视品特对于后现代政治文化的大胆拷问，那么人们将会为此付出无法估量的巨大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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