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剧本《玛利亚・斯图亚特》中，席勒将玛利亚塑造成了一个文学世界中永不凋零的“高贵女性”。其实，就历史进程来看，玛利亚与伊丽莎白之争，确乎代表了传统势力（天主教与封建主义）与新兴力量（新教与资本主义）的矛盾与斗争，用历史进步的观点去衡量，则剧中的伊丽莎白没有充分显示出她在历史上所起的进步作用。
那席勒又为何作出如此处理呢？从玛利亚・斯图亚特这个人物形象背后，我们是可以追索出作者很多思想背景出来的。实际上，玛利亚形象的出现，与席勒理想的“人性范式”思考大有关联。在席勒看来，现代人的最重要使命就是在“理性进步”的旗帜下如何维护其“个体自由”的生之愉悦：
希腊人具有性格的完整性，他们的国家虽然组织简单，但却是一个和谐的整体。近代，由于文明的发展和国家变成强制的国家，人只能发展他身上的某一种力，从而破坏了他的天性的和谐状态，成为与整体没有多大关系的、残缺不全的、孤零零的碎片。这种片面的发展，对文明的发展，对人类的进步是绝对必要的，但个人却为了这种世界的目的而牺牲了自己，失去了他的性格的完整性。因此，近代人要做的，就是通过更高的艺术即审美教育来恢复他们天性中的这种完整性。
以上论述即是席勒众所周知的审美教育论。哈贝马斯论席勒的《审美教育书简》，对席勒有独到的判断，在他看来：“席勒用康德哲学的概念来分析自身内部已经发生分裂的现代性，并设计了一套审美乌托邦，赋予艺术一种全面的社会-革命作用。”不但超前于谢林、黑格尔、荷尔德林等人，而且更重要的是提出了一种替代信仰的范式：“艺术应当能够代替宗教，发挥出一体化的力量，因为艺术被看作是一种深入到人的主体间性关系当中的‘中介形式’（Form der Mitteilung）。”
都说人性是亘古不变，但席勒不但要说“人性之变”（传统-现代转折过程），还要强调“范式之变”，挑战作为西方传统中安身立命之基的宗教，并要求以艺术代宗教。席勒所针对的，正是现代国家势力不断扩大成为强权的背景下，而导致的对个体自由的逐渐侵蚀乃至“潜移默化”之影响，使人失去本属自然的天性，而成为现代国家的“现代人”。席勒曾这样说：
“能期待国家来恢复人之本性的完整吗？这不可能，因为造成人性分裂的罪魁祸首正是现时之国家。理性所构想的理想国家，在其中能产生更优之人性；而恰恰这种理想国家的建立，又必须依赖于更优的人性基础。这种悖论使我们又不得不回到原初的起点。现时代，非但远未能为我们提供道德国家之改善的必要条件――一种可为范式的人性形式，而恰恰指出了截然相反的图景。”
在席勒心目中，时代与人类发展的核心命题――人性的恢复，无法由国家来解决，正因如此，伊丽莎白就被作者安排在了相反的位置上了。伊丽莎白所代表的，始终是“权”的声音，是“现代国家”的声音。她被称为“童贞女”，为了国家她可以抛弃一切，她机关算尽，为的就是保护自己的皇冠与皇权。请看她最后得知玛利亚死亡消息时的反应：我终于成了英伦女皇！去！给我叫――不，别动了――她已死了！现在，我终于有了在这世上的立身之地。――我为何颤抖不停？我又怎会肉跳心惊？坟墓既将我的忧惧埋去，谁又还敢说三道四？我终于大功告成！我将泪倾如雨，哀悼她这伤逝的结局！
伊丽莎白为了皇权的稳固，不念姐妹情分，必欲置玛利亚于死地而后快；但另一方面她又必须带上伪善的面具，表现出一个君王的宽宏与仁慈。而这些，并非一个女子生来就具有，而是长期的政治实践将她带上了这条“政治不归路”。现代国家从来就是自由人性的对立面，席勒对这点判断得斩钉截铁，未留半点余地：
对公民来说，国家永远是异己的，因为他在任何地方都感觉不到它。治人者由于不得不通过划分等级来简化他的公民的多样性，由于不得不通过第二手的代表机构同人打交道，因为他就把人同纯属知性的伪作混为一谈，最后在他眼中完全失去了人；治于人者也只是以一种冷漠的态度接受法则，因为这些法则同他们并没有多大的关系。
而玛利亚则更好地体现了席勒的理想。下面这段评论相当精彩，逼近了席勒的思考路径：
感到痛苦的女囚徒也许是第一次发现女王玛利亚・斯图亚特在高高的宝座上永远也不会发现的东西：她看到君主国建立在鲜血、罪孽和对人的暴力的基础之上。当她做人的尊严受到屈辱之后，才第一次懂得什么是真正的人性；当她成了暴力的牺牲品时，才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公道。（[苏]洛津斯卡娅《席勒》）
论者进一步去推论席勒的思想之源：“诗人在剧中所捍卫的不是被伊丽莎白的国力――强‘权’推翻的、落满了历史灰尘的玛利亚的王‘权’，而是人和人性的不可动摇的权利。”这点如果印之以席勒的审美教育思想，几乎符合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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