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现代人回头审视中国近代历史上士大夫面对西方文化的反应时，常常觉得不可思议：同治、光绪年间，诸多官绅士大夫们对关税权、领事裁判权的丧失漠不关心，却对西方国家公使觐见时是否行三跪九叩之礼争论不休；保守的清议派盲目仇视西方一切事物的虚矫言论博得了朝野人士的一致称赞，而首先以清醒的眼光看待外部世界
该书的一大亮点在于作者深刻剖析了正统士大夫认知西方文化的深层心理机制与文化机制。由于近代士大夫所承袭的传统认知结构、思维方式以及语言概念都是在没有接触到西方文化的封闭性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发展并规范化、定型化了的，因此他们在与西方文化第一次亲密接触时自觉不自觉地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统统归结到“术数”之下，将西方列强强迫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统统归类于华夏与夷狄之间的传统条约类型，从而成功地将西方列强提出的种种侵犯中国主权的要求都归结为“吁请天恩”，认为统统是归属国臣服国对于天朝的乞求。这一强制性认知的结果是，作为认识主体的近代正统士大夫在对西方新异事物的客观性状及其本质属性尚未认识之前就已经匆匆将对象归类于传统术语范畴，从而使自己丧失了对其进行辨识和深入了解的可能性。由于中国传统概念一般具有意会性（非定义性）、模糊性（非确定性）、板块性（不可离析性）等基本特点，一旦中国士大夫采用选择“夷狄”来表述近代西人，即使后来他们逐渐意识到了此“夷”并非物质、精神文化发展水平落后的彼“夷”，也难以对这一概念进行改造，因为“夷”“狄”本身与中国其他传统语词一样具有不可离析性。由于具有新质的西方事物统统被传统术语层层掩盖起来，人们的精神与意念被彻底陷于中古时代陈旧的术语所编织成的网络之中，这就使人们在不知不觉中作茧自缚，认为当时所发生的一切均不出中朝先贤的大载大复，以至于从来不曾设想过要重新认识西方，反省自身。
作者以刘锡鸿为例研究了在国粹派人士身上传统的认识与尊己卑人的文化优越意识之间是如何相互影响的。光绪二年，刘锡鸿作为副使在郭嵩焘出使英伦时随行，后又改任驻柏林公使。作为来自中国的使节，刘锡鸿在欧洲受到了与其身份相当的外交礼遇，曾受到英国维多利亚女皇以及德国、比利时国王的接见。他在参观中看到的一切都让他大开眼界，整洁漂亮的市容，彬彬有礼的市民，先进的化学、光学与电学实验室，以每小时印刷七万份报纸的速度在风驰电掣地运转的印刷机，正在进行政治辩论的上下议院，一个从语言文字、人种肤色、街道建筑到风俗文化都完全不同的世界从各个方面强烈地刺激着他的神经。像倭仁、李元度、徐致祥一类从未走出国门的士大夫大发以夏变夷的议论尚可理解，而刘锡鸿作为首批驻外使节，有在欧洲近两年的外交生活经历，却一直顽固地坚持原来的国粹立场，从未因此发生过任何改变，刘锡鸿对于西方文明的反应确实非常耐人寻味。一个很重要的证据就是回国后，当清廷内部围绕建造铁路的利弊问题展开激烈的论争时，刘氏以亲自出洋考察过的官员的资格，呈交《缕陈中西情况不同，火车铁路势不可行疏》，列举了“势不可行者八，不利者六，有害者九”的二十三条理由，极力反对建造铁路，该奏疏显然在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廷在铁路建造问题上采取消极立场产生了相当重要的影响。西洋世界的种种信息，曾如此有力地作用于他的感觉细胞和大脑，为什么这种文化冲击居然没有对刘锡鸿原来的观念和立场产生影响？从文化思想史角度而言，这实在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通过对刘锡鸿的《英轺私记》及其回国后撰写的其他论著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他能够成功化解西方文化的冲击的诀窍就在于，将西洋文明中种种显而易见的优点通过强制性同化的认知方法附会于作为圣仁之道的核心与根基的“仁”、“义”这两个基本范畴之中，从而使得儒家政治哲学和伦理纲常的普通有效性未经任何内部的调整便成功化解了西方文化的挑战。刘锡鸿所亲眼目睹的处处体现出西洋政俗之美的客观事实，不但没有构成对刘氏“礼教至上”观念的冲击和威胁，而且因为这些事实被刘氏判断为“英国得闻圣教”所致，从而变成了孔孟之道“威行四海”的普遍有效性的强有力的证明。由于同化与附会的认知方法强制处理了西方文明的长处，从而维护了圣人之学的至尊地位以及圣人之道的原则、规范、信条以及价值尺度，避免了来自西方近代文明的强大冲击。
李鸿章在《复奏海防事宜疏》中首次提出中国面临“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与“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这一著名的命题，标志着中国近代士大夫现实地应对西方挑战态度的出现。洋务派的思想模式，基本上可以概括为“中体西用”的“体用”两叉分类模式，“中学”之“体”对“西学”之“用”的压抑和束缚，使得洋务派对西方文化的基本态度不能不是片面的，消极的。由于洋务派的危机意识源于近代士大夫保国保种的生存意识，因此具有很强的力度；但是由于在避害反应的基础上所产生的对西学的热情本身缺乏向西方近代文化各个方面纵深学习的内在动力，因此它对传统观念体系所形成的冲击仅仅局限于与自卫相关的方面，而并不包含着追求更高远的社会目标与伦理理想的内在精神要求。作者通过对洋务派和日本明治维新派的比较研究发现：把西方文明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并且全方位地学习和仿效西方文明是日本明治维新的基本精神之所在，因此日本能够不失时机地从西方吸取所有对自己未来发展有价值的先进事物与思想；而洋务派则一直在民族的生存意志与正统的儒学观念之间摇摆，在学习西方文明的过程中始终抱着欲迎还拒的矛盾态度和迫不得已的屈尊心理――当作为自强运动的发起者的洋务派士大夫们本身就受到这种心理支配的时候，他们是绝不可能在国民中激起像日本国民那样强烈而由衷地学习西方文明的热情的。
当洋务派倡导的自强运动遇到种种挫折和失败时，以清议派为代表的国粹主义找到了攻击西学的更有力的口实，国粹主义的圣学本位意识进一步强化，非理性的盲目排外情绪进一步滋长。然而，文饰作用也好，曲解作用也罢，所有的自我安慰的心理在甲午战败和《马关条约》签订的惨痛打击面前几乎失去了原有的效用。这时，义和团运动的兴起成为正统士大夫们化解洋人欺凌的屈辱感和中国被瓜分的危机感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由于中国民众对洋人的抗议和反抗行为遭到了更为残酷的镇压和报复，为了摆脱内心强烈的焦躁感、屈辱感，义和团“刀枪不入”、以“念咒歼乱”的神术向洋人复仇的传闻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群体性的社会幻想心理开始发挥作用，原本处于不同神话、传奇、戏曲、历史故事中的英雄和天神如孙悟空、赵子龙、诸葛亮、济公等等，都奇迹般地在人们的意识中同时复活，降临在民众反抗洋人的巨流之中；而传说中的种种神器也成为义和团勇士们在想象中用来对付洋枪洋炮的克敌制胜的法宝。当苦难深重的下层民众在义和团幻想的神术召感下反抗西方侵略的斗争与正统士大夫保守主义的卫道斗争奇特地交织在一起时，整个中国都陷入了疯狂的幻想之中：1900年6月20日凌晨五时，慈禧太后正式下诏向各国宣战；下午四时，根据圣旨，中国军队向各国驻京使馆开火。当这个民族的社会精英们以幻想中的国粹主义的胜利和“精神胜利法”作为摆脱苦难的基本手段的时候，其结果是导致了这个民族的悲剧，八国联军进入了北京，洋兵们的来福枪和义和团念念有词的咒语交织在一起，帝国主义者对中华民族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大洗劫。
中国近代正统士大夫的真正悲剧，在于他们希望通过与外部世界相隔绝的方式来保持对“祖法”和“圣教”的绝对完美性的自我感觉。正如马克思1858年在《鸦片贸易史》中深刻指出：“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只要这种文化困境中积淀下来的种种劣根性还潜藏在人们的深层意识中没有被充分揭露和予以净化，一个民族就不可能真正彻底地摆脱那些曾经纠缠过它的梦魇和幽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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