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福建教育出版社深度“浸入式”的交往是从黄旭君那里开始的。
今天，我仍然记得十三年前我们的第一次见面。其实这样的见面在任何一个编辑那里几乎是每个工作日都发生着的一件寻常事。那天，我带着工作单位的一本书稿，经人介绍找到了黄旭君，很快我们就说妥了相关出版要求。本来事情到此也就结束了，不
这句话是介绍我见黄旭君的朋友传给我的。黄旭对他说：“张文质怎么长得一点都不像是普教室的人？”这确实是我没想到的问题，那时我已在这家教研机构工作了十多年，大概黄旭见到的很多人都不免要带上些服务机构的痕迹或者某种特殊的精神面相，而我是个例外，而这样的例外同样不为自己所觉察。说实在，他的酷评多少有点让我窃喜，而人总是容易被那些以“极端”方式肯定你的人所迷惑的，这点我也不例外。
应该说对人与事的某种特殊敏感和价值判断能力正是黄旭身上最富专业气质的独特性之一。在与黄旭的交往中我发现他的大脑中似乎有个特殊的装置，特别善于穿过芜杂的语言密林，直扑自己所需要的“选题信息”，并在瞬间就加工成了一个又一个“出版项目”。也许一个出版人最需要的并不是睿智与深刻，也不单是信息灵通与交友广泛，而是基于对职业的热忱不断自我培植并增加的专业敏感、执著和预见能力。
与黄旭开始交往时，我刚刚介入一项田野式基础教育研究课题。几次聊天，大概我略有提及，黄旭马上以自己独特的嗅觉判定这是一项值得关注的“出版项目”。后来这项以促进人的自主发展为旨归、被命名为“指导―自主学习”基础教育研究成果均在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并在全国基础教育研究领域产生了良好影响。
随着对课堂观察的深入，我开始零散地记下一些自以为值得收藏的“残片”，说实在，我根本没想到它有出版的价值，也没有想到这些“生命在逝者如斯的时间里撕扯着我们灵魂的呐喊、叹息、飘忽的思绪、飘忽的情感……”“似乎直接来自灵魂，未经加工，没有目的，没有意图”的“个人教育史”，能够找到有雅量的出版社。但让我没想到的是，尽管我并未与黄旭谈及自己的写作，他也并没有看到我具体的“作品”，他却已经从自己所搜集的各种信息中，敏感地意识到一种新的教育思考与表达方式正在来临，很快他就在自己主持的“木犁书系”中添加了教育随笔系列，并明确希望其中也有我的一本（也就是后来出版的《唇舌的授权》）。这是1999年的事情。今天教育随笔已成了广大教师的主要写作方式，大家所不知道的是，将近十年前，就已有人在内心深处怀着将这样的写作成其一回事的决心。
2000年夏天，“指导―自主学习”课题组在福建莆田市进行实验教师的培训，黄旭君亲自运送刚刚赶制出来的课题成果到莆田。晚上我们同住一室，没想到竟聊得通宵达旦。先是我说起自己孩子在小学受教育的种种形态，深为这样的“童年”忧肠满怀。这位老兄一谈教育马上兴奋异常，就顺着“童年”的思路，不断盘问、“追查”、拓展、提炼，一个晚上下来，终于在新的一天到来前，形成了《保卫童年》的选题。他倒好，马上倒头便进入幸福的睡乡，我却被他害苦了，等着我的则是一个上午的讲座。
上面说的是与我相关的几本书的形成的消息，黄旭先生在其中都扮演着“令人着迷的助产士”（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一位资深教授对他的形容）的角色，下面我还要特别说说，后来很多人把我看成是福建教育出版社一员的因由。说起来也很简单，我主编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明日教育论坛》已经八年了。编这样一本具有自己独特文化旨趣的教育刊物，一直是黄旭先生强烈的私爱，在这一点上我们也有着颇为一致的生命共感，不过我真没想到它能够坚持八年之久，而且还能继续坚持下去。原因同样很简单，这本得到学界和基础教育领域同仁诸多肯定的教育读本，始终不能赚钱，八年共用了出版社48个书号。可以想见坚持其实就是一种文化的信念，而坚持这样“不降志，不追赶时髦，也不回避危险”的文化信念到底有多难。有一次，我参加某个教育杂志的创刊座谈会，大家要我说说《明日教育论坛》何以能编成这样一种格局？我说原因就在于，黄旭先生有一次对社里的同事说道：“《明日教育论坛》，我就是给张文质和鲁亢（刊物的另一位责编）编着玩的。”这话当然是个说笑，我却听得惊心动魄。确实，八年了，有多大的压力他都独自扛着，对刊物一直极为放手，从不塞稿，从不干预，也真是达到了令人感佩的境界。
（作者系生命化教育的倡导者、明日论坛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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