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到苏北的文章，始知钱氏还过得很好，只是陷在世俗生活的温暖中，停止泣血的歌唱了。苏北是他的知己，为他遗憾，笔底颇有怨语，且流露出忧伤。
真是让人心热，于是我记住了他。
半年后，我们竟同时出现在高邮，且同居一室，且一同登上汪曾祺文学奖金奖的领奖台。我们聊到钱玉亮，聊的最多的当然是汪老。他对汪老的热爱，几近痴迷，好像他的生命品质和文学境界皆是汪老所赐。在高邮中学的追思会上，他以“铁杆汪迷”的身份发言，从随身的包里一本一本地拿出了六十多本汪老的书，囊括了汪老著作的所有版本。他说，一本《晚饭花集》我摩挲的时间最长，刚买到的时候，我一个字一个字地把书抄了一遍。我被汪老的文字包围着。我能走到今天，有现在这个样子，是受汪老阳光的照耀。
汪老是个妩媚的光源，这是我读汪的感受。苏北既然是在这样的照耀下成长起来的植株，一茎一叶，自然被妩媚的元素所涵养。读他送给我的两册书，即：《像鱼一样游弋的文字》和《灵狐》我得到了确切的验证―――文字始终氤氲着两种东西：质朴与温暖。
他真是得汪老的真传，用最简洁明白的文字，说平常的道理，淡而雅，平静而深刻。真正的读书种子，最喜读的就是这样的文字，因为它直逼本质，又不喧不悬、不炫，就如橘红色的炉火，温微的烘烤，却穿透肌肤，直抵内心，得熏然的享受。
汪老之后，这样的文字真是稀有；然而苏北又是那么年轻，便由衷地生出敬慕，且有一丝隐隐的妒忌。
他的书有资格与汪曾祺的书放在一起，且能被反复阅读。能被反复阅读的书可不得了，说明它有可靠的品质。
2008年4月，我收到了他的新著《一个人的千愁百结》，读后，我的感觉有些变化，觉得苏北虽然痴迷于汪老，却不愿意被汪老覆盖，他要“活”自己。最突出的一点，汪老是老道成精，在娓娓地道来的同时，有玩味；而苏北虽试着穿上道袍，却掩不住赤子心地，他投入自己。他的《那年秋夜》、《水吼》、《长山》、《美丽》和《玻璃女孩》，虽沉静地叙述，却在隐忍中有波澜。因为内心是热的，却要节制成优雅，便忧郁。这一点，他又与废名相仿佛。
《长山》一篇，开头是这样写：
长山的意义因两个女孩而存在，否则这一个地名可以删去。长山，这是多么庸俗的名字！它就像人的名字叫金贵和发财一样，直白而俗气。
这样的叙述地标，注定作者要有“我”的在场。到最后，他写道：
他们在午后的蝉鸣中离开了长山。午后的阳光忽明忽暗，像他们的心情。但阳光强烈如铁，针刺般射下来。他们的工作业已完成（给女孩搭蚊帐），没理由再呆下去。两个女孩也要在这蝉鸣的午后寂寞下去，可她们并不表示什么，催促他们赶路；而她们的脸上，一种节日般的兴奋还没有退尽。
貌似写“客观”，其实“主观”都在的，一种不可名状的情感业已长成，虽依旧唇红齿白，心底却已抹上一缕沧桑。
统揽这册文字，很难用简单的话概括苏北。
心存善意，悲天悯人，温暖和煦，自然有汪曾祺的浸染。
情致所到，又如净水遇微风，顿生涟漪，呈现诗意，一如孙犁。
觉明白处太浅，摘一片云雾，搅一团涩味，增几分神秘，近乎废名。
又懂得留白，应悉数道来之处却不着文字，简刻瘦寒，类似知堂。
大巧时存拙，流畅时截流，深刻时天真，好像他很愿意遥望沈从文的余影。
如果非要用一句话道出苏北，即：质朴与从容，简约与散淡，均出自别有用心。
以上诸家，好像哪家他都师从；其实骨子里，他哪家都不迷崇。他杂糅种种，自成气象，一味地要写得好。
《有关品质》一文中他透露出了心底的消息，他特别推崇沈从文的一句话，写得好是应该的，写不好才是不应该。这是谦卑，也是野心。
我喜欢有野心的人，因为野心往往与品格、境界和精神有关。正如想挣大钱的人，到了最后，钱在他的眼里已不是物态的钱，而是生命的标高；想当大官的人，到了最后，官职已不是身份地位的显示，而是自我价值实现的证明。
从他的《一个人的文学史》中可以看到他的生命本色：他的人生道路，一切都是从文学而展开，包括爱情、职业、居停、好恶。本来他已在北京落脚，因为不适宜文学，又举家迁回合肥；本来姿态放低庸福近，因为与文学相悖，便毅然转身。
所以，他对钱玉亮所表达的遗憾和忧伤，与其是表达给钱玉亮的，不如说是表达给他自己，让人们看到他对文学的信念。他对文学的多情近乎圣徒，好像即便是荆衣芒履、餐风饮露，对文字之恋，也是不会有丝毫的犹疑的。
而且，他对现世的小温小暖存有戒心，他告诫自己，要得到永恒的温暖，自己要成为炉火。
我突然觉得，用“像鱼一样游弋的文字”形容苏北是恰切的。水虽然无形，类似无物，却是鱼的凭依，给鱼以自由的生长；文字虽然无力，甚至无用，却是苏北的生命乐土，虽“千愁百结”，却荡气回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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