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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高的偏离与反叛

2009-02-11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北塔(本报书评人) 我有话说
《飞得比大地更低》,野宾著,花城出版社2009年1月第一版,36.00元

一个从小耍刀弄枪的人却迷恋文学,一个左脚肌肉小时候曾被烫死的残疾人却更渴望行走而且比常人走得更多更远,有妻有女有店铺

却一时“头脑发热”开始了浪游而且长达3年,只有初中文凭却经常到高等学府里去解惑布道,漂泊的经历梦魇般始终跟随他但他脸上总是挂着笑容嘴上总是开着玩笑。这就是被称为“20世纪最后一个流浪诗人”的野宾。这个笔名的含义显豁――“野外之宾客”也,与他的原名“李国定”正好背反。“国”对“野”,“宾”对“定”。“国”相当于“朝”联系着“国家”、“政府”、“执政党”、“主流”和“上层”等,“野”意为“底层”、“民众”、“荒郊野外”、“不上台面”等。“定”意为生活和工作的“稳定”、“安定”和“固定”,“宾”意味着“客居”、“流徙”和“动荡”。父母希望他走所谓“正道”,而他却选择了“左道”――非正常的甚至反常的人生道路,这显示了野宾与众不同而又难能可贵的价值取向。他具备“游民”的几乎所有特征:意志坚定、随意而安、行侠仗义等等。

在我了解野宾之前,我对他好奇、羡慕又敬佩,在我了解他之后,更加敬佩。好奇是因为他去了很多我从未曾涉足过甚至听说过的地方,经历了许多我从未曾经历甚至做梦都想不到的事情。羡慕他是因为我曾经也有一颗浪游的心,曾经也想豁出一切真正去浪游;但是我的自我流放只是精神意义上的流亡,从东南到西北到西南到华南,我只是在象牙塔里读书教书而已,与野宾之脚踏实地一步步丈量社会、考察国情,不可同日而语。敬佩他是因为我做不到他那样的义无反顾、斩钉截铁,我还舍不得放弃稳定安定固定。野小子兰波固然让我羡慕,但让我敬佩的是魏尔伦;因为兰波始终是流氓无产者,不更世事,不入流俗,“阿巴拉芙,到处流浪”,走着“天才诗人”命中注定要走的路;而魏尔伦在跟随兰波浪游前,已经拥有了温柔乡、美丽贤惠的妻子、收入不菲的饭碗、体面的社会地位,但他宁愿选择同性恋、浪游、把自己从已经承认了自己的社会体制中剥离出去,仅仅为了反抗幸福的平庸――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啊!野宾当时的情形和勇气与魏尔伦有点相似,尽管魏尔伦是小资产阶级,而他是农民――要知道,中国的农民更贪恋大地的稳定!

野宾和泳潮漫游的意义比我们平常所理解的要特殊、复杂而深刻得多,不仅仅是世俗的心理动机――证明或彰显所谓“身残志不残”的强者精神。一进入90年代,80年代的喧嚣沉寂了,激情冷却了,整个中国社会心理迅速滑入了平庸与自甘平庸,堂吉诃德和潘丘结束了游历,回到了他们当年所出发的村庄,回到他们当年所深恶痛绝的平庸生活状态;而野宾和泳潮却开始启程,与平庸暂时断绝关系。当然,正如王跃文先生所说,他们这么做,不是一场作秀的行为艺术,而是具有“现代青年的梦想”。我想,说得更准确一点,是梦想的实践。对于野宾这个跟我一样出生于1960年代的人,这现代的具体所指是80年代,我们的梦想的翅膀和颜色都是80年代所给与的,浸透了那个年代的精神;这种精神在90年代越来越物质化欲望化的社会环境中变得格格不入,没有立足和寄托;野宾们承受着它,又不愿意变节或自杀,这种精神就由信仰的支柱变成了痛苦的源泉;他们只好选择浪游,因为浪游是对按部就班的所谓正常生活的偏离和反叛,可以使那种受到边缘化、被悬置的80年代精神得到抚慰和延续。

从21世纪初以来,崇“低”似乎成了一种话语时尚,在北京有所谓的“低诗歌”群落,在南方有所谓的“草根文学”、“打工文学”,以至于我的一个当官的朋友出的诗集也命名为《在低处,更低处》。我想,崇“低”这个概念背后有两种心态。一是真正来自底层的声音,是底层情绪的自然表达;二是仅仅作为一个说辞,或者,一种话语策略。我想,他们都有消解崇高话语的野心和功能;只不过,前者采取的是直接对抗的方式,而后者采取的是戏拟的方式。前者看似彻底,在消解了崇高之后自身可能也会化为乌有,而后者似乎狡猾,不过可以走得更远,是在构建另一种崇高的形态。因为后者有80年代崇高精神的支撑。野宾来自底层关注底层,为底层立言,为百姓呼吁,他是在低处;所以他谦逊地说“比大地更低”;但是,他眼低心高,请大家注意“飞”的潜台词――是的,高,越来越高。尽管他的身影混迹于引车卖浆者流,但他奋力扇动的是80年代精神的翅膀。没有这双翅膀,任何名义的写作都不免低俗、低劣、低级。

长年累月的浪游生活织满了饥馑、疲惫、屈辱、愤懑乃至绝望,我一直担心野宾的心灵是否会因此而蒙上阴影甚至出现扭曲,因为我知道坚强的心智常常会被痛苦的生活弄得千疮百孔。野宾自己也坦陈过:“现在许多年过去了,这些经历还像梦魔一般”,浪游生活的“倒影像刀枪砍杀着我的灵魂”,“影响着我的生活,干扰着我的文学创作,使我几度放弃文学之梦、也放弃如朝阳般的青春,自甘在暗夜里度过尘世的生命岁月。”他所经受过的很多苦难是我们常人所难以想象的,但他勇于承担并战胜苦难的斗志同样让我们这些凡俗之人感到难以置信。随着对他的了解越来越深入,我确信他是坚强、健全、成功。因此,这本书完全可以归入“励志书”类型,现在很多青少年缺乏的正是野宾那样的精神状态。

这本书的史学意义可能会重于文学意义,关于90年代中国社会,尤其是底层社会和社会心理,野宾的忠实刻画为历史学家提供了不可替代的研究资料。新世纪以来,受法国微观史学观的影响,中国的史学也正在从宏观走向微观,从档案挖掘转向田野考察,这部书正好符合这种史学观的需要。当然,野宾具有“良史”的最基本品质,那就是流露在字里行间的良心和良知。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有不少浪游过的诗人作家,而以艾芜为最。1925年夏,他离开四川,只身南行。在长达6年的漂泊中,他穿过整个云南,甚至到了缅甸,终因支持缅甸人民的反殖民主义斗争,被当时统治缅甸的英国当局驱逐出境。回国后,他写出了名著《南行记》,那是现代中国唯一的一部浪游汉小说,解读了社会底层的生活样态,记录了作家漂泊的心路历程,闪耀着人性的光辉,透视着人生的感悟。小说所塑造的小黑牛、夜白飞、鬼冬哥及野猫子等人物具有独特的艺术感染力。艾芜之后,论浪游经历之深广,非野宾莫属。野宾浪游的文学结晶是诗集《天涯情》和这部日记《飞得比大地更低》,还没有小说。其实他具有相当高的叙事能力和虚构才力,而且,作品中有些人物的形象已经相当丰满,有些事件的叙述已经相当精彩。我期待他能把日记当做日后进一步的文学创作的资源,写出《南行记》那样的小说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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