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第32页引黄本骥《金石萃编补目自序》:“余以三十年心力……尚有不能尽知者,况且验乎君,何言之娓娓如是也。”案:此页即附有原序书影,应为“况目验乎?君何言之娓娓如是也?”
二、第40页引郑珍《巢经巢诗抄》卷六古风一首:“黄夫子此事,汝于金石大有功,况又集古之阙,能弥缝即不飞熊,慰逋翁俎豆,亦配两文忠。”案:点断失韵,几不可读,当作:“黄夫子,此事汝于金石大有功。况又集古之阙能弥缝。即不飞熊慰逋翁,俎豆亦配两文忠。”
如果说这些文字考释点校的失误,细心人不难看出的话,那么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文献学宗旨上也有所偏差,恐怕就贻误更深了。例如关于王夫之的著作整理情况,作者说到:“1999年7月,北京出版社又重印上海太平洋书店板共八万册,现将其子目列如下,以备学者、文献家参考焉。”然后不吝笔墨,详列子目61种。实际上,北京出版社整理之太平洋书店版《船山遗书》共八册,与1865年曾国藩刻印的《船山遗书》大同小异,并非船山著作的全本、善本。作者也认为此书并未将王夫之著述“访刻完全,如四库馆所禁之……《四书考异》就未列其中。”
其实,1996年岳麓书社版的《船山全书》第六册即收有《四书考异》一书。此《船山全书》由岳麓书社杨坚先生主持其事,集全国众多著名学者之力,耗费十数年时间方克成功,?集完备,校雠精审,品相雅致,被张岱年、任继愈诸先生许为“可以传世”之作,享有盛誉。作为文献专家,且系湘人,作者不该不知道岳麓书社对船山遗著的整理功绩,但此处对岳麓版《船山全书》只字不提,而对未为典则的北京出版社版《船山遗书》则详加表彰,舍优就劣,实在令人费解。
作者之一的郑伟章早年毕业于北大,著有《中国古代著名藏书家传略》和三巨册《文献家通考》,文献功底自不在话下,但这本小书在这些基础功夫上表现出的缺失,又不得不让人顿起惋惜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