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救作家

目前美国大约有185000人主要靠写书、剧本、诗歌、演讲及其他文字材料谋生，他们平均每年的收入是38000美元。根据我的初步计算，解决写作过剩危机的费用可能仅需100亿美元。

不久前，我的女儿给我讲了下面这个让人沮丧的笑话：

女人：

男人：我？噢，我在写书。

女人：多有趣啊！最近卖掉什么了吗？

男人：呃，对。我卖掉了长沙发、小汽车以及平屏电视机。

当了父亲的作家可能还会加上一句：“我卖掉这些家伙是为了给你付私立学校的学费！”然而，我笑不出来，反而让我陷入了思考，觉得一个大问题摆在那儿。这不仅仅是关系到作家在孩子面前能否保持尊严的小问题。在这个国家，作家在很大范围内已成为失败者的同义词，以至于我们已成为了公众的笑料。因此，这事关一个在全国范围内的尊严问题。

我的朋友们（借用约翰・麦卡恩这位目前全美国最著名的失败者在发出呼吁时喜欢用的呼语），这个消费者的信心每况愈下、劳动市场人气蒸发的时代，也正是个要面对面地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们现在必须大胆地往前走，把作家给挽救出来。

该是怎样的一个救法？在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总统启动了“联邦作家计划”。在该计划下，大约6000位失业的作家受到了雇佣，让他们在两三年的时间内撰写导游书、口头史、人种志等书，让他们在此过程中为美国人描绘美国。该计划不仅让美国作家活了下来，似乎还让他们增加了人数。据全美艺术基金会去年夏季的调查，目前美国大约有185000人主要靠写书、剧本、诗歌、演讲及其他文字材料谋生。因为有了这一批人，美国已一而再再而三地受到描写，恐怕已在我们的头顶建构起了一个以文字为基地的战略防御系统，让我们免受不中听但更反映真实的外国文字的攻击，同时也在我们的盟友中间产生了不满情绪。

在此，我并不意味着罗斯福式的解决作家危机的办法是合适有效的。相反，我们应该在罗斯福留给我们的这些状态的背景下去尝试更能与时俱进的解决办法。农业调整局的政策将对我们有很好的借鉴作用。这个机构承认农场与农场品的生产能力过剩是农产品价格下降的原因，因此消除过剩的生产能力将势在必行。

至少在过去的10年间，整个写作产业的生产过剩已受到广泛地认可。曾经的畅销小说家安妮・贝蒂在其2002年发表在《纽约时报》上的杂文中，为现代作家的处境感到悲哀，说他们正生活在一个人们更看重“成为作家”而非写作本身的世界里。“我们的人数太多了，每年还有大量的创作硕士班的学生毕业。这让出版商看花了眼，结果是人人都迷失了方向，不知所措，”她这样悲鸣道。现在，安妮・贝蒂必须在亚马逊网上书店与一个自费出版的作者安妮・罗思罗克・贝蒂――一个山寨版安妮・贝蒂――竞争，这正说明了这场暴风雪已下个不停。

因此，我的这个紧急援助计划如何能把出版商像圣・伯纳德巨型犬般地从雪堆里给挖掘出来？根据图书产业的追踪者鲍克公司的调查，每年在美国出版的新书或再版书的品种有275000种。我们暂且将此减除一半吧。假设平均写一本书需要两年的时间，我们将给图书作者们提供两年的薪资，以平均每年38000美元计算，这样总共需要支出105亿美元。这一笔微不足道的资金就能大大降低图书生产的过剩。

然而，不幸的是，并非所有的作家都心甘情愿于获得几年的薪金后就洗手不干写作这个活。就在我把这篇文章投稿的意图告诉《纽约时报书评周刊》时，我发现了在《纽约客》杂志上有篇由安迪・博罗维茨作的幽默短文《大到不知失败》。在该文中，博罗维茨也简要地提出了类似的拯救计划（尽管那仅仅是针对他个人的），我们的想法非常接近，以至于我怀疑也许自己就是这个“过剩”的一部分。当然，除非我花钱把博罗维茨给收买了。

我马上给他发电子邮件，问他放弃写作不与我竞争需要多少补偿。他给我回复说，“我希望得到400000美元。这样，给自己开个A.I.G.（美国国际集团，全球最大的保险公司，不久前发生巨亏濒临破产，由美国政府拨巨资救市）风格的聚会才够花。”

好的，我们就相信博罗维茨说的一点不假。根据全美艺术基金会的估算，400000美元大约是一个普通作家10年的收入，这个时间足以让他们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如果我们将400000美元乘以92500（全美艺术基金会所认定的职业作家的半数），我们就需要共计370亿美元的拯救资金。那将是政府为拯救A.I.G.而付出的第一笔资金的半数。万一你认为这个数目太庞大，我们难以答应，那我就直截了当地问一个问题：你更愿意拯救谁呢，是作家还是保险业的管理层？

当然，将这种钱放在桌上需要最严格的监管，为此我们可以使用现有的一个群体，即长期煎熬着的作家们的配偶或同居伴侣。在拯救作家的条款下，这些感情上的看守者将成为财务看管人，一定要在写作活动完全停止的情况下才能发放这笔款项。可以允许有一个过渡期，在此期间“一闪念”而来的短文或者游记之类不在禁止之列，但所有大型的“项目”必须完全停止。在某种程度上，看守人可能须在这个过渡期负起教育的重担，因为一位被拯救出来的作家无疑将会在开始的数月间照样用“我刚刚有了个写部小说的妙想”的口气说话，而此时看守人必须打断他的话，并把话题转移到日常生活当中来。

我的这个拯救计划的唯一问题便是金融行业所已经面临过的：你拯救了一个行业并不意味着这个行业会自律。不久前，在全美艺术家基金会的启发下，我给好几百位作家发放了我自己的这份并不科学的调查问卷。从周一到周五，这些作家与我一起呆在“作家工作空间”里。根据收回的问卷来看，其中大约有60%的人，其接受写作教育的开销超过了10000美元，而差不多同样多的人每年来自写作的收入少于20000美元。然而，当问到“若不附加条件地给他们一份津贴，足以让他们非常舒适地度过未来的日子”他们会做些什么时，96%的人说他们会继续写作，而写作的数量至少不会下降，甚至会有所增加。

经济越陷越深，而“作家工作空间”却似乎日益拥挤，因为其他行业的难民也来避难，并且认为写作生涯是个颇有自尊的所在。日前，当我从阳台的“休息区域”往下看这一大片隔间的时候，我感觉到我有种冲动，要大声朗诵在我20多岁时并不看好的一个格雷厄姆・格林短篇里的一句话：“您已准备好了常年的艰辛，‘长期的什么都没干好的挫败感’？随着年岁的过去，写作决不会变得更容易，而日复一日的奋斗将变得越来越难以忍受，‘观察能力’也将会衰弱下去；当您到了40多岁的时候，人们判断您时看的是您已做了什么而非能做什么了。”这真是个难啃的骨头。但别把格林或我的话太当回事。我是位作家。也许我仅仅是试图为自己在工作空间里占据更宽松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