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最早接触歌德可以追溯到曾任驻德公使的李凤苞（1834-1887）；但歌德进入中国的公众视野则还需要等到1902或1903年，诸如赵必振依据日人编本所作的“德意志文豪六大家列传”“可特传”（歌德传）；但真正从德文译介，并对歌德有所体悟的恐怕要推马君武。从那时起，中国的歌德译介，逐步进入中国，并在现代中国
至于研究状况，一个方面，我们必须承认，译介工作的进度在一定程度上必然制约外国学的研究；但另一个方面，中国的歌德研究确实是在这样困难的环境中，在不断有所推进的。虽然陈铨在《中德文学研究》里，已有相当篇幅涉及歌德与中国的关系，但毕竟不是专门研究歌德。1936年，因为先后纪念歌德，发表了大量文章，出版了有关著作，如张月超的《歌德评传》、陈淡如编《论歌德》，但就其质量而言，尚非出类拔萃。在我看来，就1949年以前的学界状况看，歌德研究有代表性的作品为二。《歌德之认识》全面展现了学界的相关研究，尤其在专题论述上“精彩纷呈”、“面貌多端”，不但歌德与中国的关系得到足够重视，而且歌德与他国的文化渊源也得到梳理，诸如英国、法国等；但作为专门学问的开山者仍当推冯至的歌德研究，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歌德论述》，虽然从今天来看，其不成熟性显而易见，但在中国现代学术开创时的筚路蓝缕期，能有这样的篇幅虽短却独发创见的歌德研究著作，已属难能可贵，无论如何，它为后人奠下了由此起步的重要基石。
但这部著作完成后，一转眼就是四十年的光阴，中国第二部严格意义上的歌德研究专著，要算是同代学人董问樵的《〈浮士德〉研究》。虽然此著在1980年代方与《论歌德》差不多同时问世，但仍带有那代人做研究颇明显的资料转贩的痕迹，自家的学术思路突出有限。此著分上、下两篇，前者所谓“从翻译到研究”，主要不外乎对《浮士德》的鉴赏评析；后者则主要是对“西方的《浮士德》研究”的介绍。当然我更感兴趣的，是从席勒到歌德的研究对象迁变过程中所体现出的作者学术思路的演进。董氏认为：“歌德原与席勒并称，但自席勒早逝以后，歌德即代表德国资产阶级古典文学的高峰，因为他得享高龄所以贡献特大，他哺育了德国后来继起的历代文学家。”虽然自家立论有限，但大体说来，董著问题意识清晰，考证相对谨严，虽然注释仍不够丰满，但循其轨迹仍可“顺藤摸瓜”，是具备较高的学术史意义的著作。
作为第三代歌德研究者的代表人物，杨武能在三个方面都将中国的歌德研究有所推进。一是《歌德与中国》较为全面地梳理了歌德与中国的关系，不管是歌德之认识中国，还是中国之接受歌德，在史料上颇提供了不少重要线索，这一点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是继承了陈铨的比较文学的研究思路；二是尝试在冯至的研究基础上，有所推进，即通过文本分析加深对歌德的理解，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浮士德研究”。这方面的成果表现在1999年出版的《走近歌德》上（另有一册《歌德抒情诗咀华》，已包含在此书中）；三是以德文撰作《歌德在中国》，使得德语学界有可能了解中国的歌德接受与研究状况。这些方面，可以说他是代表了这代学人的歌德研究成绩的。
其他学人的歌德研究，仍同样值得注意。余匡复的《〈浮士德〉――歌德的精神自传》是研究浮士德与歌德关系的专著，选择这样的论题，相对比较好把握，此著将《浮士德》理解为歌德的精神自传，从三个方面建构论证：“歌德的精神发展史”、“《浮士德》主人公的精神发展史”、“《浮士德》――歌德的精神自传”。这种路径，当然缺乏一种整体理论驾驭的气魄；不过作者标明自己的研究“不是学究式的，纯理论的，而是雅俗共赏、深入浅出的”，其目的在于“富有较强的群众性”、“使难读难懂的《浮士德》变得易读易懂”。高中甫1981年著《德国的伟大诗人歌德》，后又撰《歌德接受史1773-1945》，明显是受到西方理论的影响，但以1773-1945年如此宏大的时间段为研究范围、且未采取个案研究的策略，显然决定了此书只能提供史的论述线索和材料，而很难在深度上有所阐发。但在汉语语境中首次系统探讨了德国的歌德接受史，仍是很有意义的。侯浚吉的《歌德传》只能算是普及之作，但中国人的传记显然注意了他与中国文化的关系。
在杨、余、高等诸家的研究之外，还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学人的德文论著。如王炳钧的Rezeptionsgeschichte des Romans "Die Leiden des jungen Werther" von Johann Wolfgang Goethe in Deutschland seit 1945（歌德长篇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1945年以来的德国接受史），此书之未受关注，大致有两个原因，一是作者归国之后没有继续用汉语将其整理发表；二是国内学者确实对在国外用外文发表的研究成果关注不够。不过，我倒认为，相对于上辈学者的研究模式而言，此书代表了1980年代后赴德留学的那批学者的研究进路，值得细加品味。虽然是自1945年以来，大致是1945-1980年代的四十余年历史，要研究这一段，就必然要求研究者对此期的德国社会文化状况有相当深入的打探。应该说，这部著作的视角与方法，是对中国的歌德研究有很大的启发意义，因为它完全突破了原有的研究思路，学习了德国的文学史研究理论和方法，并将之用于文本分析。此著虽然出版于1990年代初期，但无论是在接受史的研究上，还是在歌德研究领域，都有其新颖的视角。这既可视作本土派与海归派（权且用此通称），也可看作两代人研究思路的重大差别。即第三、四代（分别为1930年代、1950年代出生）中国德语文学研究者的“范式转移”标志。后者典型地接受了德国学界的方法论并移植于中国语境。
那么，我们要问，20世纪中国的歌德研究究竟在理论和实践中取得了哪些成绩，值得后人细加总结，并在此基础上继续推进呢？
一是经典得到译介，全集必须推出。应该说，近一个世纪的中国歌德译介还是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其经典著作如《浮士德》、《威廉・麦斯特》、《少年维特之烦恼》等均有多种译本，《诗与真》、《亲和力》、《列那狐》、《铁手骑士葛兹》等也均译介成汉语。但另一方面，还是有大量的作品没有译介过来，更不用说对研究歌德有重大意义和价值的书信、日记等等了。汉语学界应当考虑集结力量，译介《歌德全集》。
二是介绍应当转向，文本尚须细读。就研究状况而言，国内的歌德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大量的基础性工作尚有待完成，这集中表现在歌德的经典文本仍缺乏比较细致、有深度的分析研究。这既是由历史状况所决定的，也受制于我们学术积累的程度。总之，德语文学与中国文学研究（尤其如现代文学）等仍不可相提并论，文本研究仍属“不可替代”，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真正的文本研究仍很少见。与其做那种泛泛而谈作家与作品的介绍文章，还不如认真细读文本，阐释文本背后所蕴藏的作家的思想与时代。这也可以为学者进一步深入研究歌德思想及其时代，在学术上有所突破，打下良好而扎实的基础。
三是评述适可而止，论题应当深入。就研究状况而言，歌德研究（甚至可以说德语文学研究）到目前为止的状况，评述的成分似占较大比重，这当然与外国文学（尤其是作为小语种的德语文学）界的传统和习惯都有关系，但这似乎并不应该成为未来研究的主流趋势，而应当加强研究者的问题意识。在这方面，我们似乎应当适当关注其它相关学科学者的研究成果，如比较文学研究，张辉著《审美现代性批判》专列一章“浮士德精神的审美阐释”，在概述歌德作品在中国的流播之后，探讨浮士德精神的中国语境审美诠释，就明显拓深了论题。
四是跟踪学术前沿，立足本土意识。中国的“外国学研究”是一个相对而言较特殊的研究领域，这就决定了它必须是有着强烈的本土意识的。冯至谓：“我们搞外国文学，并非为研究而研究，也不是为外国人研究，而是从中国的需要出发去研究，根本目的还在于为发展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提供借鉴。这样有的放矢，研究工作才有意义，也容易做出成绩。”所以，我们在歌德研究中有两点必须时刻关照，即一是要了解本领域研究的国际前沿，大致是个什么情况；二是作为中国学者，为什么要研究外国？具体而言，就是德语文学或歌德研究？这必然取决于我们是否具备强烈的本土意识和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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