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藤周一如是说
大江健三郎与加藤周一
2008年12月5日，89岁高龄的加藤周一在东京世田谷区医院，离开了他牵挂的世界。这位世界旅人，平静地结束了他的生命之旅。把他撂倒在旅途中的，是多种脏器衰竭。
学者们说，在日本战后，加藤周一始终是那些有心做学问的青年人心目中一颗闪亮的星。这颗知识巨星，思想之星，论说之星，默默地陨落在2008年的岁暮，而把日本与世界，特别是与亚洲不同文化对话和交流的无尽旅程，留给了后来的学子。
在我熟识的日本学者中，特别是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研究者当中，很难举出没有读过加藤周一著述的人。他们有的是历届日本比较文学学会会长，有的还担任过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的会长，也有日本文化功劳者称号的获得者，更多是初登学术殿堂的学子。数年以前，加藤周一关于21世纪是不同文化对话和交流的世纪的名言，便已在这些人中间不胫而走。尽管这些学者对加藤周一的言论，抱着各种各样的想法，但对于这位“知识巨人”无不心怀敬意，叹服他视野广博，理想高远，文风明快，善于举重若轻。语言学家说，他对日本文化和文学之美，概括得精准而恳切，而对于其缺欠也能直言不讳；美术家说，他对东洋美术的研究有独到的研究，发人所未发。许多人感叹说：他懂得的东西真是太多了。
加藤周一说过：“人会深爱不懂的东西，却不会深懂不爱的东西。”他因为深爱这个世界，所以便要懂得他，于是便开始了他不倦的学问之旅。本来他是一位医学博士，专业是血液学。在他的旅程表上，填写的却是日本学教授的头衔：曾任耶鲁大学讲师，柏林自由大学、慕尼黑大学客座教授，大英哥伦比亚大学教师，上智大学教授。
他是作家，发表过《一个晴朗的日子》等小说，但人们首先把他当作一位“论客”――评论家。在学科越分越细的学界，他的知识却不为学科所拘，因而被大江健三郎称为“日本有数的大知识分子”。
加藤周一属羊，自己说温和的个性也多与羊相通。所以，1968年他写的自传就叫做《羊之歌》。在这本书的跋中，加藤周一这样描述自己：“不胖不瘦，不高不矮，不富不穷。语言和知识两相杂糅，半是日本味，一半是西洋味，宗教是不信任何神灵，天下政事是自己不怀青云之志，道德价值则采取相对主义。几乎没有人种偏见。艺术是大大喜欢欣赏，却没有达到亲笔绘画。亲手演奏的地步。”
1967年他又出版了《续羊之歌》，讲述他在五六十年代的经历。这头温和的羊，不知疲倦的羊，在世界行走，和不同肤色、不同脸孔的人们交谈，时而蹲下身来，向路边的修鞋匠请教，时而面对围拢来的学生，将世界见闻娓娓道来。他从不说废话，拉闲白儿，而进入他的话题的，又是如此广泛。听众能够清晰地领会他的话，却很难领会他的整个世界。他能够用日语、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授课，也能面向来自各个阶层的老少听众，讲政治、社会的热点问题。
加藤周一的《论天皇制》、《日本文学史序说》等代表作，是一版再版的名著。多达24卷的《加藤周一著作集》，没有收尽他的全部著述。时至晚年，他笔力犹健。2006年出版了《日本文学史序说补讲》和与王敏、王晓平、加藤千洋的对谈集《怎样开拓日中关系》，2007年岩波书店出版了他写的《日本文化中的时间与空间》，朝日新闻社出版了他的《夕阳妄语》，2008年，鸭川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加藤周一对谈集》（6），搜集了他近年关于宪法、古典、语言方面的言论。这些还不包括他在这一期间讲演的小册子和报刊文章。
不错，他的性格是温和的，见到他的人，自然就想到他不愧是一个医生。说话不急不躁，大眼凝神注视着对方。有时目光如炬，却很快又泛出慈爱的光。直奔焦点，而不回避躲闪，从不出慷慨激昂之辞。敏感话题、犀利论点，能用平和口吻来述说，应该说是一种艺术。他的文章读来也是温和的，波涛不惊，既不卖弄高深，也不作尖新之语，却并不平淡，不呆板，他有时将自己的心情，寄寓于轶事、闲谈或梦境，笔法有点像《庄子》。但给人印象最深的，是那些对时事、政治或文学艺术的透彻评论。
几十年来，非欧美国家的现代化问题，是他思考最多的课题。他的《日本文学史序说》，被译成多种文字。在此之前的许多日本文学史，只不过是被欧美文学观念之刀切割和肢解的文学史。他的贡献，并非只是写出了一部“广义文学”史，因为这还涉及到如何界定古代日本文学的根本问题。从他的《日本文化的杂种性》发表以来，学者们便对他提出的“杂种性”的概念议论纷纷。问题的提出，是他对所谓日本纯化运动两种类型的洞察：一是以抛弃日本种的枝节，使日本西化的愿望，一是以去除西方种的枝节，保存纯粹日本式事物的愿望。这两种倾向反复交替。为此，他试图告诫人们用抛弃纯化日本文化的愿望的办法，去切断这种恶性循环。他断言：“日本文化是杂种的，并不是说今天的日本文化在枝节上有西方的影响，而是说今天的日本文化的根本是旧传统的文化和外来的文化两者哺育着的。”他让人们对“杂种”、“纯种”不抱褒贬之见。今天人们理解他的这些话，往往忽略他所处的具体文化语境，而过于强调“杂种”现象的普遍性。这固然可以看作“杂种文化论”的深远影响，却不符合加藤周一揭示日本现代文化特性的初衷。所以在听到这样的议论之后，加藤周一总是要补充说：“杂种”是根本意义上的杂种，决不是枝节的。从枝节上看，英法文化也不是没有受到外国文化的影响，印度中国更是这样。
这是一头温和的羊，却不是怯弱的羊。与其说加藤周一是“知识巨人”，不如把他称为“胆识巨人”。每一次较长时间的海外之旅，都部分改变了他对世界的观念。早年旅欧之前，他将西方文化等同于民主主义，提倡全面学习西方文化，而当他真正看过西方之后，就在肯定西方科学技术和民主主义普遍意义的同时，积极挖掘日本传统文化对现代化的真实意义。20世纪70年代初，当他从中国回国之后，也对日本四十年的外交政策，严肃地加以反省，他的独具慧眼之处，也恰在于将这种反省和对日本文化的透视联系起来。在日中邦交前夕撰写的《外交不在四十年》一文中，他说，对于今天日本国的外交来说，由于全部交给外交家，所以就成了过于重大的问题。外交自主性，就是世界观的自主性；世界观的自主性，归根结底是日本国民的文化自主性。所谓文化，即非《源氏物语》，也非茶道，也非三味线，而是日本社会独特的构造，其中所保障的思想自由、国民福祉与民主主义的权利，是我们自身对这些全部的自豪和自信。人没有自信，就做不到对他人的宽大，是对抗呢，还是追随呢？
不幸的是，这些正是最近日本历史的本身。当时，美日对华政策面临重大调整，而一般民众和知识分子对中国充满误解，心存疑惧。加藤周一这些话，从理论上对民间外交做了肯定，他关于外交与文化关系的论说，令人耳目一新。对日本文化的自信和自知，可以说贯穿在他一生的研究中，不论是对其剖析也好，批评也好，都是这种自信和自知的体现。因为在他看来，对传统文化只能说好，对其中那些与现代化背离的东西也不能说半点儿不好，实质上也是短了自信，少了自知。
羊的一个特性是从众，在这一点上，加藤周一可以说最不像羊。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他就在各种场合发出警告，希望人们警惕否认日本侵略历史的行为。在《审查教科书的病理》一文中，他揭露通过修改教科书而篡改历史的危害，尖锐地指出：“文部省向教科书出版商施加的强大压力，从形式上看，是教育事业集权化的表现，而从内容上看，则是为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权所作的努力。”“把‘侵略’改换成‘进入’，并不是表达的客观化，而是妄图掩盖历史事实。”熟悉中日关系史的人们，不会忘记加藤周一说这些话时的国际关系背景。
羊一般温和的口吻，也不能掩盖他对日本未来深深的忧虑。多年以前，这位“国际派”学者就深深感受到日本国在亚洲的孤立，感受到国内青年人日益脱离政治的危险，看到这两种倾向势必互相纠缠不清，形成恶性循环。2006年，他还在批评安倍政权修改教育基本法。他担心日本现有的民主主义基本框架遭到毁坏，战后的和平宪法岌岌可危，预言“从美国先导型的日本右倾转向日本先导型的军国化，只是时间问题”。可以说，他是带着对日本未来的忧思，停步在他跑了半个多世纪的跑道上的。
一颗星陨落了，一颗自由思想之星。在他心目中，反对战争和争取民主自由常常是一回事。在他的成名作《1946：文学的考察》中，就对战时日本社会文化的深层进行了批判，在《羊之歌》里，对于军国主义政府为了所谓“国民精神总动员”而制造的日本是“世界第一”的神话，表示早有反感。在战争接连惨败的时候，军国主义政府还在鼓噪日军无敌的战报，而南京大屠杀、强制收容所、杀害无辜的妇女儿童等日军暴行，乃是战后才得以知晓的。对那种氛围下强制性的社会文化，加藤周一心怀厌恶。也就是从那时起，他把追求思考的空间当成自己的使命。不论是“新闻管制法”这样的有形的压制，还是运用媒体、职场、社会舆论而施加的无形压力，他都不断予以揭露。
一颗星陨落了，一颗友好之星。加藤周一关于中国文化、中日关系，有过一些值得珍视的言论。由我主编的《日本中国学文萃》收入了彭佳红编译的《21世纪与中国文化》，其中只收入了有关中国文化的内容，关于中日关系方面的收入不多。在《羊之歌》中，他预言日本应该加强和中国的经济联系。1971年9月，中岛健藏率领日中文化交流协会访华团到中国，加藤周一随团前来，参观访问了广州、北京、西安等地，和每次出国归来一样，他将自己看到、想到的写给自己的读者，告诉他们一个被日本政府、媒体、舆论屏蔽的更广大的外部世界，发表了《中国，还有兵营》、《中国，两张脸孔》等文章。其中他指出，承认“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绝不是日本政府给予中国方面的恩惠，不过是迄今日本政府政策破绽的结果，是不能不顺应的天下大势。只要日本政府还准备施恩，即使建立了外交关系，也不会出现真正的友好。他还说，日中友好关系，从长期来看，是必须建立的。为此，仅仅恢复邦交是不够的，终结侵略战争，是保障将来友好关系的方法。赔偿是理应进行的，战争中掠夺的美术品应该归还，为对付中国而设立的安保条约，应该废止，对付中国而制定的军备计划，也是改正为好。具体来说，中止可能海外派兵作战的装备计划，实现冲绳的非军事化，撤销军事基地，都是必要的。这些文章，都收在次年出版的《中国往还》一书中。在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之前，加藤周一发表这样的言论，表现了一个思想家不同凡响的胆识，今天，我们读来，也不能不为他的真诚所感动。他在不同场合反复提醒人们，中日关系不仅是两国的事情。不能说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都是对的，可贵的是他随时准备修正自己的理解。
一颗星陨落了，一颗和平之星。2004年，在他已经85岁高龄的时候，腿脚不便，却拄着拐杖，开始了夸父逐日似的奔走。他和大江健三郎等老年学者共同发起组成了“九条会”，把日本宪法第九条视为20世纪人类的重要文献，反对修改这一禁止日本自卫队行使武力的和平条款。他不停往来于东京和京都之间，也到各地讲演。听众多是老人和学生。一位参加了“九条会”集会的朋友跟我说，放眼望去，会场上一片花白头发。在有些人看来，这些老人简直是在为不可为之事，而加藤周一仍不断发出老人和学生携起手来结成联盟的呼吁，丝毫不停止他的奔走。
2009年2月21日，在东京千代田区的朝日礼堂，将举行加藤周一的告别大会，届时将由岩波书店社长山口昭男担任主持。可以想象，对这位世界旅人的辞世遥寄哀思的，不仅有他国内的友人，而且还有许多读过他的书的法国、德国、美国、加拿大、韩国的读者，其中也有中国读过他的《日本文学史序说》、《日本文化论》、《21世纪与中国文化》等译本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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