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出版历史上，自觉地在图书明显位置使用出版机构特定图形标志，对于图书出版的近代化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不过，在以往的出版史描述中往往对此略而不谈。图书出版机构的图形标志，对于图书的出版、发行，有着十
出版机构标志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Logo”。张泽贤先生在《民国版本知见录》中对此有极其通俗的定义，说它是“出版机构所独有的且固定的一种印记。它是以书籍为载体，起到传播的作用，这一作用，不单使书籍有了一种‘归属’，而且也在向世人宣示出版机构的‘特殊商标’”。这种标志，在今天同时也被看作是公司形象的一个构成部分。在中国近代，何时在何种出版物中开始使用这种出版机构标识，该书作者认为大约起源于1897年商务印书馆的创办，及其对于出版机构标志的使用。例子是1908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第6版《新编中国历史》一书封底正中有一“青龙图案”。这一标志的使用，在中国近代出版史中的确属于比较早，上海商务印书馆也是比较自觉的使用“Logo”的出版社之一。
就出版史而言，这一起源并不是简单的时间问题，而是一个因果问题。对于出版机构，如果不是拘泥于今天这种形式的组织，那么我们就可以发现，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之前，就已经有出版组织在出版物中开始使用出版标志。比1897年的上海商务印书馆成立早16年，1881年由天津新海关书信馆出版的《华英字录》，就在其内封页、版权页中已经很明显的开始使用出版标志了（这里出版标志的使用方式，与后来主要集中在封底正中的常规形式不同，它和书的内封页及版权页印在一起）。1881年的这个标志，由一个简单的图形构成，应该属于图书出版机构标志的早期设计形式，它更有点中国古代藏书印的味道，所不同的是，它没有文字，只是一辆老式自行车的线描图像，很有写实味道，这个标志很好地向人们传达出了书信馆的性质。
出版社标志大体可分为三种类型，图形、文字与字图组合。这枚最早的出版机构标志属于第一种，这第一种里面又分两类，一个是具象图形，一个是抽象图形。这辆形象逼真的单车图，属具象图形。单车今天叫自行车，拉丁文是“Bicyoletta”，大意是走得快的步行者，1815年发明于法国，1861年法国人在前轮上装了脚蹬板，并得“自行车”之名。1867年，于巴黎博览会上亮相。1886年，英国人将其设计成前后轮一样大小。《华英字录》上面的这个自行车形象，正反映了单车在改造成前后轮同样大小之前的形态。用这个形象来做标志，最重要的是它的新鲜感，可以让读者很容易联想到书的出版者。
天津海关是近代中国最早开办邮递业务的机构，可以想象，邮递员们骑着那种老式自行车穿行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华英字录》从其内容上看，应该是供在华外国人学习汉语用的一部小型实用工具书。这部书一方面继续沿用中国古籍的装帧形式，另一方面则采用了西洋图书在版权保护方面的一些措施，尤其是在图书商业化运作方面，引入了出版机构标志。它不是哪一部书的标志，而是一个出版机构出版的所有图书同属一家出版者的证明，更是出版社机构在图书中的一个象征性存在，也是人们识别出版物来源的一个标识。尽管它的使用没有现在这样规范，受了中国古代线装书形式的限制，Logo没有印刷在封面或封底上，但出版者还是充分利用已有的版面空间，将其印在内封页及版权页的空白处。这是中国近代出版史的重要一页。
也许出版者一开始使用它并没有意识到它是品牌形象的要素，这个1881年的标志极有可能只是作为区别于国内别家出版机构的出版物，或是因为这个出版机构是由洋人开办，故而沿用了西方出版物作为商品习惯的形式。这个简单的标志，对于后来出现的出版机构，在有意识的使用出版机构标志方面起了极大的示范作用。
图书出版机构Logo最大的作用不在于它的艺术性，也不在于它的美感，它是出版机构的一种包装，一种推广图书，并使读者对于图书出版机构产生信任感的手段。所以，它特点是要容易识别、记忆，能够在读者面前很快被发现。艺术也好，美感也好，都要围绕这个来做。1881年的这个标志和后来人们常见的老上海商务印书馆的标志相比，的确太具象，也粗糙了点，可是从《民国版本知见录》对于老商务早期标志的描述来看，两者之间在图形的使用上还是有相似之处。如果从出版机构标志起源的意义上说，《华英字录》的出版商标，应该在中国近代出版史上拥有一席之地，最起码它把人们常识中的起源提前了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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