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的春天在中国”
如今的郑土生先生，已是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马克思主义莎学家。从他的著作《莎士比亚研究》、他主编的《莎士比亚全集》、《莎士比亚戏剧故事
钱锺书、杨绛“做媒做保”，力挺求是
2006年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所学习胡锦涛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一次会议上，郑土生发言中提到一起学林往事，让人听后思绪绵绵。20世纪80年代，年轻的郑土生查阅大量资料并认真研究后，发现我国十多位资深专家有关莎翁代表作《哈姆莱特》的说法与史实不符，于是写了篇名为《哈姆雷特故事的起源和演变》的论文。不料写后四下皱眉，无处敢于发表。一个地方看后坦诚告诉他：“你的文章材料扎实，文字流畅，富有创见，只是你写出这么多国内权威的错误，不仅我们不敢发表，恐怕国内没有一家刊物敢于登载。”处在一定的学术大环境下，这是肺腑之言，其估计也完全正确。郑土生又把文章连投几家，都被一一寄回，确实“没有一家刊物敢于登载”。
不过，作为学者的分内事，作为学者的本职工作，郑土生觉得应该把自己调查研究的真知告诉国人。错误的观点，即便有威望的专家说错了，也应实事求是加以纠正。多位专家，异口同声重复的同一个错误，更应当加以纠正。不然慕名追随者岂不日众一日？
无奈之下郑土生去见钱锺书、杨绛先生，四顾无路之时他终见柳暗花明。钱、杨两先生看了文章，“忍不住”挺身而出，联名举荐郑文。在给一家杂志的信中，钱、杨难以容忍地说：“这篇文章很有根据地历举我们学术性书报的道听途说，方面之广，时间之久，令人惊叹，所以忍不住多事，做媒做保。”见到钱、杨两先生的信，杂志作为“读者献疑”登了郑文。编者话也说得实在：“要不是钱先生、杨先生的联名推荐，涉及这么多名人，我们也不敢登。”若真那样，这篇“很有根据地历举我们学术性书报的道听途说”的文章，也只好永在屉中喂鼠，天下节衣缩食订阅报刊的读者也只好年复一年，喜捧错讹当真知。
卞之琳、杨周翰、孙家?闻过则喜，礼贤下士
当时郑土生的文章涉及到十多位资深学者，其中属卞之琳、杨周翰、孙家?三位德高望重的老专家最具代表性。三位都是我国莎学权威，中国第一届莎士比亚研究会的副会长。
卞先生1953年已是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并长期担任西方文学组的组长。1964年外国文学研究所成立，西方文学组成建制地并入新所后，卞先生一直是所党委、所核心组、所务委员会、所学术委员会、刊物编委会毫无疑义的委员。他的《莎士比亚悲剧论痕》、《英国诗选》都备受学界推崇。杨周翰是著名的北大教授，北京大学西方文学教学研究室主任，全国高校外国文学教学研究协会会长，国际比较文学协会会长，著、编颇丰，曾兼任外国文学所学术委员会的学术委员，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孙家?是中央戏剧学院的著名教授，在研究莎士比亚戏剧方面多有建树。我国戏剧家中不少人受过她的莎学滋养。所以钱锺书支持郑土生学术求是的文章，同时也对郑土生说：“在我国莎学界中，孙家?先生是最有学问的老先生之一。”
但一生做过杰出贡献的专家很多，一辈子从没说过一句错话的恐怕一个也举不出来。可贵的是说错了允许批评，欢迎批评。卞、杨、孙三位大学者在这方面树立了足资效法的榜样。他们听取批评，特别是听取自己晚辈的批评，表现了三位大学者的气度。当年作为中学生的郑土生，是读了卞先生译的《哈姆雷特》才报了北京大学西语系，后又读着卞先生的书进了外国文学所。郑土生的文章发表后对卞先生尊敬如初，卞先生对郑土生的指导也热心如初。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卞老恰恰从这篇纠正自己失慎的文章看出年轻人的才干，因此决定从此把研究莎士比亚作为郑土生的研究方向。到了卞先生晚年，郑土生常去看望卞先生，向他汇报英国学界研究莎士比亚的最新状况，给先生带去最新的资料。有一次，卞先生说：“我体力已不行了，看不了了，现在你是真正的莎学专家。”一篇多么美好的学林佳话啊！
在北京高校著名教授中特意提到孙家?教授，还因为老教授不仅虚心听取晚辈的看法，还因这篇指出自己笔下不周的文章而主动邀请郑土生作为副主编，与她和周培桐、石宗山先生一起主编我国第一部中型《莎士比亚辞典》。钱锺书有感于这种美好的合作，在腕臂疼痛难以执笔时，还强忍疼痛为《莎士比亚辞典》题写了书名。此书不仅受到国内外好评，也获得我国外国文学图书一等奖。到2002年，郑土生、冼宁、李肇星、武专主编《莎士比亚戏剧故事全集》时，孙家?教授又应邀出任了全集的顾问。这又是一则多么美好的学林佳话啊！或如国际莎协前秘书长普林格尔说的，又是一则“很感人的故事”啊！
一篇时读时新的学林佳话
2008年1月30日，《中华读书报》记者陈香为该报写的述评《当下学术批评何以如此难》说：“现在大环境是学术批评很难。”难的原因，一方面，如《文艺研究》主编方宁所说，“流行于市的要么是同行学者之间的相互捧场；要么是在底下做愤青状，而一旦要他们写文章，将看法或批评公开化，很多人甘愿选择沉默。”“当被批评者是一般人不愿意得罪的尊者长辈，或者批评所涉及的内容需要做大量案头工作”时，批评也很难开展。郑土生文中涉及多位大家十分尊敬的权威。其中杨周翰先生是郑土生大学的授业恩师，卞之琳先生是郑土生所在的外文所西方文学研究组的组长，但他尊不因其讳，敬不为其隐。是就是“是”，非就是“非”。在批评时，又仅仅局限所提专家文中的差错，而对人不作整体否定，不重话伤人借以突出自己。既不媚俗，不世故；也不夸张，不呈强。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一种多么值得提倡的学风！
2006年11月9日《中华读书报》登有一篇署名文章，叫《敢说真话的邹承鲁先生》，说2006年10月，被誉为“中国科学界的良心”的邹承鲁先生写的一篇文章，被误认为是这位年轻学者所作，因为里面批评了某一学术权威，遂遭喝斥与恫吓，学术权威差人打来电话，说“我”――该文作者，“如果不‘争取主动、采取行动’，以求得被批评者的谅解，他们将让我‘绝对拿不到学位’（我正在攻读博士学位），并将直接把我‘关进大牢’”。看了郑土生学术刊物上公开发表的“子教三娘”的文章，卞之琳先生却把他选为自己莎学研究的接班人；孙家?先生看了这篇“子教三娘”的文章，则把他选为自己编辑辞书的副手。一种多么宽广的胸怀！一种多么值得提倡的学风！假若卞先生也那么心胸狭窄，一怒之下把年轻的郑土生逐出门去，改作其他，今天也就引不出“莎士比亚的春天在中国”这话。假若孙家?先生也那么心胸狭窄，“莎士比亚的春天”也许就不那么绚丽。
2006年9月7日《新华每日电讯》刊登记者刘铮、崔清新、顾瑞珍同写的一篇通讯，引用全国政协专题会上政协常委甘子钊教授、政协常委陈佳洱教授和政协委员黄尚廉教授三位院士的发言与感叹，题为《“科研造假，比豆腐渣工程还好搞”》。报道说，在上海一著名高校，一项“震惊中外”的科技发明，举世触目之下竟是一起科研造假大案。而这起“震惊中外”的造假大案，评审却程序圆满，是评委们一票一票投出来的。造假者获得的“大量科技项目巨额资金支持，都是经过专家评审与主管部门审查批准的”，他的“许多项目的验收和成果鉴定，都经国内权威机构测试和著名专家评审”。学术评审，成了以合法形式支持学术造假。通讯把这些现象称作“学术腐败蔓延的体制性原因”。钱锺书、杨绛先生的“做媒做保”，力挺求是，卞之琳、杨周翰、孙家?先生的从善如流，礼贤下士，却都是因为郑土生文章的正确，而不看身份的高低贵贱，也不论关系的疏密远近。作为学术领袖，学风清雅，品格端方，让人觉得洁如雪，白如玉，一种多么值得提倡的大家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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