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新的文化生产机制
■王晓明（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
在中国内地之所以会展开以“文化研究”自命的学术活动，就是因为最近三十年中国社会变化太大。我们到底生活在怎样一个社会中？中国要走向何方？过去我们会以为这样的问题是不存在的，或者说是可以被解决的，我们有一些现成的理论――这些理论主要来自西方――可以回答上述问题。但是现在，这些现成的理论无法有效地解释中国的现实，单是这一点就足以让我们提出，如果要认识今天的中国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社会，判断中国到底会往何处去，就必须发展出新的批判性的实地研究，这是文化研究兴起的主要原因。
讲到现实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有一点我想我们大家是有共识的，那就是当代社会的一大特点是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密切融合，很难区分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它们之间的界限很模糊。这一点在文化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原有的支配性的文化已经无法像以前那样影响我们的生活，而新的意识形态、新的支配性文化正在迅速形成，在其形成过程中，它又与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发生着密切的关系――这里说的新的支配性的文化包括价值观念、社会制度、人际关系和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如果我们将这一新的支配性文化与原来的支配性文化对比的话，我们会发现两者有着很大的不同。这种不同不但表现在内容上，而且还表现在它们形成和传播的机制上面。在今天的中国，值得注意的不仅是新的支配性的文化，更是这个文化的形成机制，套用一句老话，就是它的“生产机制”。
现在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个新的支配性文化的生产机制，实际上也在发挥着整个社会再生产的功能，它不仅仅是一个文化的生产机制，它同整个社会生产机制密切相关。在这个意义上，完全可以――也应该――将这个文化生产机制确定为中国文化研究的主要的研究对象，以此形成自己的基本的研究范围。在某种意义上甚至不妨说，这个研究对象本来就是文化研究的产物，是从文化研究的这一扇窗口，我们才如此真切地看到了这个支配性文化，特别是看到了它的这个生产机制的厉害。从别的学科――譬如文学、社会学、传媒研究，等等――的窗口，我们也能看到一点，但角度受限，看不真切，也看不周全。
换言之，今日中国文化研究所应展开的，不仅仅是对文化现象的研究，更重要的，是对整个文化生产机制以及与此相关的整个社会生产机制的研究。它正是由此形成不同于其他学科的研究理念乃至“学科”（姑且借用这个词）特质。从这个意义上说，上世纪90年代末在中国内地兴起的以“文化研究”自命的学术活动，不可能局限于分析文化符号和文化现象的层面，它势将通过对文化问题的分析，打开思考中国社会和中国现实的新面向。它最终要回应的，其实还是“中国往何处去”这样的大问题。
新的研究对象的确立，要求有与之相配的方法论。当然，这里所说的方法论不仅仅指具体的研究方法，更是指中国内地文化研究的基本立场，具体的研究方式，其实是从属于这样的立场的。最近三十年来，社会和文化一直在变，其基本轨迹和前景都不单一，尽管明显可以看到，有某种强势的结构正在形成，但这个“形成”尚未结束，其他的可能依然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文化研究很难把自己定位于某种客观的、冷静的事后的分析，我们的研究也不容易克制那种介入当下、影响未来的冲动。这就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我们的工作，一个是“破”，批判性地分析当前的文化现实；另一个是“立”，利用各种可能，去促进良性的社会文化的形成。如果文化研究仅有“破”的一面，那顶多就是做一个明白人，但有了更重要的介入现实的一面，这个“明白”就能发挥建设性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研究是明知力量和可能性都很小，也不会放弃对未来的希望和努力的，所谓“破”和“立”，在它是一体两面的事情。而这个一体两面，就是我所理解的文化研究的基本立场，也是它在方法论上的基本点。
作为方法和视野的文化研究
■蔡翔（上海大学中文系）
在《热风学术》第一辑的编后记里面，我们已经介绍过，要关注当代中国，关注现代中国、革命中国，换言之，关注以中国为核心的一系列政治、历史以及现实问题，我们希望为这些问题搭建起一个公共讨论的平台――这是我们当时的编辑思想之一；编辑思想之二呢，是我们力图引入“文化研究”这一概念。这里体现出我们对文化研究这一概念的两个不同的思考路向：第一个路向，是将文化研究作一广义的理解，这种广义上的文化研究力图对中国的历史现实问题做跨学科的研究和讨论，所谓跨学科就是把文化研究的视野和方法带入各个专业之中，同时与原来各专业领域的专业性进行一种尝试性的结合。这可能也是我们今后会着重关注的一个层面。在这个层面上，我们会引入各种专业性的讨论，比如思想史的讨论、政治史的讨论、文学史的讨论等等。这种广义上的文化研究在座的各位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实践过，它进一步的发展可能会导致原来专业的研究范式的转变，进而导致新的研究范式的出现。第二个路向是狭义上的文化研究。这就是说，我们探讨是否有可能对文化研究进行学科化和专业化，如何确立它的研究的领域，它与其他学科的区别，它的研究边界以及它自身独特的、尤其是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研究方法论等问题。
能不能在另外一个意义上来谈，文化研究其实就是关于文化政治的研究。我们现在谈政治一般都是指国家政治，或者是从福科而来的微观权利、生活政治，在这么多的政治层面之间，我们能否讨论一下文化政治。尤其在中国，我们不能仅仅关注所谓的文化工业，或者由文化工业生产出来的种种体现在日常生活当中的现象。比如晓明谈到的毛泽东思想的生产机制，毛泽东思想不仅仅通过国家机器和学校教育推行，事实上，家庭也是整个文化生产机制当中很重要的一个生产单位。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我们一向认为家庭是可以远离政治的私人生活领域，但它却在当代中国被政治化了，它是如何被政治化的？如果我们要实践我们中国自己的文化研究的话，我想这个文化政治的视角是否应该成为我们关注的地方？
迈向文化自觉的时代
■曹锦清（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系）
“文化”从来都是围绕着“古今”、“中外”这两组概念来谈的。古今之争上，激进派希望它断掉，保守派忧虑它的断掉。另一个就是中西问题。毛泽东在1938年到1942年提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也是想协调好古今中外的问题。当然他个人也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直到文革，这个问题以激烈的状态爆发出来。文革结束之后，在对文革的反思上，一派认为“文化大革命”就是“革文化的命”，由此回到对“五四”的重新检查，他们认为从“五四”一直到“文革”对传统文化批判太深，因而导致中国文化信仰的断裂。另一种观点恰恰相反，认为毛泽东表面要批判传统文化，实际上恰恰是他恢复了大量传统的东西。这是我要讨论的第一点，就是文化问题实际上是要解决中国到底要往何处去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今天又成为新的问题了，古今中外的文化问题事实上至今没有解决。当然，对今天的资本家和自由主义者来说，这个问题是很清楚的。沃伦斯坦也曾经表达过同样的意思，那就是，用所有已有的知识来解释当代，是不可能了。因此现在西方已经不可能像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那样给我们送来什么东西了。所谓后现代主义就是对近代以来形成的以进步理性为核心的一套叙事进行解构，解构的结果是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一两个陈旧的旗帜诸如“民主”“人权”之类，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下，才出现了一批中国知识分子以自己的思考来审视中国的现实，回答中国往何处去的问题，这也就是文化讨论兴起的背景。只有对未来明确了，我们才能判明当下，认识过去；而不是像历史学家告诉我们的那样，先要认识过去，才能判明现在，然后才可能展望未来。历史从来不是这样的，历史永远都是要对未来作出某种期待，然后对当下下判断，最后才是认识和解释过去。
显然，我们对中国未来的想象还很不清晰，但对西方而言，中国的未来已经逐渐明朗起来，第一，中国人不会走西方的道路，中国可能会借鉴某些西方的概念，、但不可能重复西方的老路；中国的政治不能用专制集权民主等西方概念加以判断，中国几千年的政治智慧在当代是有积极的意义的。如果中国自己的这条路走通的话，那么西方五百年的文明优势将不复存在。可见，西方的学者对中国的崛起是非常焦虑的，而我们自己却没有这个自信。我们往往看到腐败、看到社会问题，就会觉得要天下大乱了，我们自己对中国反而是忧心忡忡的。这是因为我们身在其中，对负面的东西看得比较多，我们对这个民族自近代以来的崛起缺乏自信。我们不敢把我们的思想和学说赌在我们民族的崛起上，我觉得，可能还是要赌一把。如果从中国王朝的变迁和西方的衰落这条线上重新叙述中国的历史，是可行的。我自己也想做这个工作，我想我们的民族就达到了费孝通所谓的“文化自觉”，自觉的背后是自信，没有自信哪来自觉。中国究竟该靠什么屹立在世界上？究竟应该怎样活出中国人自己的活法来？我没有什么答案，以上仅算是提出自己的忧虑和思路来吧。
文化研究如何历史化？
■罗岗（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
《热风学术》最初拟定的名字叫做《当代中国》，由此可见文化研究关注的问题所在。文化研究从方法论上说强调的是历史化和具体化，但是在中国，这种历史化和具体化并不等于琐碎，并不等于历史材料的堆积，甚至它也并不等于数据和访谈，像社会学或人类学做的那样，所有这些都不能解决文化研究历史化和具体化的问题。因为第一，我们姑且不去说社会学和人类学中对于实证研究已经有诸多的反思，简单的实证研究并不能导向我们所期望的批判性的结论。在中国语境下讨论文化研究的历史化和具体化，涉及的是对历史特别是对当代中国历史的理解。当初我们之所以提出“当代中国”这个旗号，实际上是要和“现代中国”那套叙述相对立。蔡翔在反思中国历史的时候曾经提出现代中国和革命中国的对立这样的观念，所谓现代中国，实际上反映的是剑桥历史学派的观念，大家知道，剑桥晚清史之后是所谓的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即和胡绳相对应的那套现代化历史观。而我们认为，对中国现实的理解必须紧紧和对革命中国的理解相联系。比如在我们理解诸如藏独、地震、雪灾等现实问题的时候，会很自然地认识到所有问题的背后牵涉到一个如何看待政府的问题，而这个政府又是一个有着漫长的历史的政府。现在我们不论批评还是赞成政府，都把背后的那个历史抽掉了，虽然我们文化研究一再强调历史化具体化，但一旦遇到这些具体问题，我们就容易把问题简单化，把问题背后的历史因素抽离掉。在目前强大的评价体系下，如何让我们编辑的丛书体现出自己的姿态来，这是需要不断探索的。在我看来，我们的姿态需要从我们对整个革命中国的历史的把握中体现出来，这其中包括延安的历史，左翼兴起的历史，也包括辛亥革命后整个宪政危机的历史。我不是很同意把三千年中国历史作整体叙事的方法。目前古代史的大批学者正在致力于这项工作，他们的主导意识就是所谓的“天下”观，在这一点上，我赞同王家范教授的说法，他讲我们讲史学必须先讲新史学。旧史学就是帝王将相的历史，如果我们仍然以王朝或者以帝王为单位讲历史，那么梁启超等人所开创的新史学的传统怎么延续呢？还有就是李零在发表了“孔子就是丧家犬”的观点之后，被很多自由主义者引为同道，但在今年第一期的《读书》上，李零特意写了一篇三万字的长文《重读〈动物庄园〉》，我认为这篇文章非常重要，他的主要意思就是说我李零不是自由主义者，我批判传统并不代表我认同西方自由主义那一套。这里面暴露出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今天已经不可能离开现代来谈传统了，古代传统不是一个客观的任人提取的资源，相反，它经过现代漫长历史的不断改写，已经具备了不容忽视的“现代性”。文化研究在进入具体的个案研究的时候，必须首先树立大的历史观，当然这个大的历史观必须建立在我们对大量具体的历史细节的深刻认识上，在这方面我们认识的越深，我们的发言就越有说服力。比如在谈国家和社会的二元对立的时候，我们基本上没有什么发言的能力，为什么？因为我们对革命政权内部的运作缺乏深入的研究。并且现在不是一个简单的要不要用西方理论的问题，当年张之洞说你们不要用新名词，别人就回答他说“名词”也是个新名词。因此，所谓少用或不用西方理论作为一个愿望是可以的，但作为一个工作的假设却是不成立的。我这次和阿来有一个交流，阿来说，西藏的藏文没有一个白话文运动，藏文就无法表达西藏人现在的经验。而我们现在所使用的语言本身就是一个经过了西方理论化洗礼之后的产物，我们又如何能够在一个没有西方理论的环境下展开我们的学术活动呢？因此，我认为根本的问题还在于，我们需要花大力气深入到我们独特的中国历史的机理深处，给出我们自己对历史对世界的独特认识。中国近现代历史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遗产在于它提醒我们注意，任何中国一国的问题事实上都和整个世界相关联，都是世界的问题，国际的问题。我非常同意曹锦清概括的那三句话，确实，今天我们在处理对外事务上是自我矮化的，我们缺乏把本国问题上升为普遍的世界性问题的能力和勇气。
文化研究的中国性
■孙晓忠（上海大学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
文化研究作为新的学术潮流于1990年代传到大陆，一时让人耳目一新。一时间大学里竞读电影、图像；争谈都市、消费；但是这个热潮来势汹汹，退得也快，今天在中国，已经没有多少严肃的学者勇于声称自己在做文化研究，早先做文化研究理论的学者，纷纷放弃了“文化研究”，即使仍在做的，也改用了“文化批判”这一更宽泛的命名来指涉自己从事的学术工作，做文化研究常常被讥笑为不务正业，很不“学术”，文化研究在一些专家眼里“糟得很”！这当中有专业主义者对文化研究的傲慢，当然也暴露出中国文化研究自身的问题。回头看看，十年过去了，有关中国的文化研究，实实在在的成果不多，许多问题也的确需要文化研究者认真反省，《热风学术》试图通过实实在在的文本和个案考察，建立批判的文化研究，以此推动中国特色的文化研究，这两点应该成为它今后努力的方向。
首先，对“批判”这一核心概念的不同理解，反映出内地文化研究不同学派之间的差异。文化研究的初衷是要延续知识分子的批判立场，在更新传统知识的基础上，建设新的批判性的知识。但是如何认识知识分子的“批判”？批判不是简单的情绪激动，批判并不意味着永远皱着眉头，拎着大棒，横扫一切，当前无论是文学批评还是文化研究，都有人将批判粗鄙化，让批评丧失了活力。按照福科的说法，批判是“深思熟虑的不服从”，批判的前提是深思熟虑，说明它需要对所批判对象进行知识考古，也说明批判是一门艺术，更是斗争策略。同时，批判的文化研究的最终的目的不是以解释世界为最终目的，而是如马克思所说改造世界，对文化的批判意味着建设，建立一种新兴的文化，这样的批判才是有生产性的批判，否则批判就会变成空洞的表态。如此说来，做文化研究仅仅有情感和立场是不够的，要反抗强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机器和顽固的资产阶级知识体系，文化研究自身也必须知识化。因为现实的复杂已经不再是“说”和“不说”的道德选择，在很多现成的概念都已经完全失效的情况下，文化研究其实面临着两难困境：一方面需要克服传统僵化的“知识”结构，同时自身又必须知识化；一方面要警惕被学院科层化再次收编，同时又需要生产出自身的知识谱系。
文化研究目前在中国内地尽管流派纷呈，但总体来说，都有将文化研究逐渐窄化的危险，比如受美国文化研究的影响，将文化研究仅仅理解为当下的流行文化研究，文化研究变成时尚的注脚。如果说文化研究需要历史的纬度，对中国来说，她能贡献给世界的历史资源恰恰是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中国历史的独特性，也是中国的文化研究的中国性之一。对文化研究的狭隘的理解还表现在将文化研究仅仅理解为对城市文化的考察，似乎乡村并无“文化”可言。如果说文化如雷蒙・威廉斯所说决定着对生活方式的选择，是一种生活意义的赋予，那么文化研究的主要工作就是在文化场域的意义争夺，在全球资本主义盛行的时代，中国向何处去不仅关系到我们自身的未来，关系到中国如何回应世界，也关系到怎样赋予世界别样的意义。
（《热风学术》第一辑，王晓明、蔡翔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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