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27年，由德国耶稣会士邓玉函（Johann Terrenz）口授、中国学者王徵译绘的《远西奇器图说录最》（下文简称《奇器图说》）在扬州刊印。该书由序言、凡例及全书主体三部分构成。其中“卷一”由“表性言”、“表德言”、“力艺四解”三部分组成，总括西方力艺学之大略，以图示介绍基本的力学知识；另三卷则为选取西
《奇器图说》被称为“我国第一部机械工程学”（著名机械史专家刘仙洲语），自1628年至19世纪中叶，它一直是中国学者认识西方力学和机械知识的主要文献，该书被收入《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等丛书、类书中，而那些漂亮的机械绘图更是以不同的方式刊印，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时光流逝，人类从机械时代进入了电子时代，今天重读《奇器图说》，对一般读者来说，似乎只有科技史研究的价值。其实不然，中国科学院与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学会组建的伙伴小组通过七年的研究表明（成果集中见《传播与会通――〈奇器图说〉研究与校注》一书），作为中西文化交流与互动中产生的著作，《奇器图说》的结构、内容编排与选取都有其特性，这使得该书成为探讨跨文化传统中的知识传播与会通的重要文献，不仅对研究世界力学史、机械史及科技交流史有重要意义，对时下颇热的传播学、文化学也可提供独具价值的案例参考。
在《〈奇器图说〉研究与校注》中，研究者运用国际科学技术史研究的新理念、新方法，将研究对象置于宽广的文化与境中审视，从而构建了新的认识前提：中国和欧洲各有着长期的力学知识积累，两大知识系统在经典力学体系形成的前夜相遇，《奇器图说》就是此相遇的一个成果。就欧洲的文化与境分析，当时的欧洲处于科学革命期，在经院知识系统中发生了亚里士多德与阿基米得力学传统的冲突与融合，在更宽的视野中，则有经院知识与工匠传统的冲突与结合，孕育了经典力学。来华耶稣会士是出于为了获得中国人的认同而介绍欧洲的力学知识。
以往研究17－19世纪中西科技传播的学者通常将该传播视为单向的知识流传。这样，传入中土的西方科技的内容、程度及其被接受的情况便成为关注的焦点，而传播中发生的知识转化则通常被忽视，或者仅被作为接受方尚未达到理解传入知识的水平的例证。然而，要认识跨文化的知识传播发生过程的及各种缘由，传播中知识的转化甚至误解都值得研究者特别关注。作为第一部用中文撰写的系统介绍西方力学的著作，《奇器图说》在结构和内容上却都与西方原著存在明显区别。
分析可见，《奇器图说》中重构了西方原著的内容，从而形成新的逻辑上自成体系的结构，如全书将其西方底本中的定义、定理、命题、假定，甚至问题等不同性质与形式的内容全部并列排成地位一致的“款”，并做重新排序，每款的主题句为重新整理的各条的核心内容。再如非常明显的，《奇器图说》中删去了所有的数学证明，以与当时中国的技术传统一致。这种删去数学证明的选择应是王徵所为，因为如他在序中所言，翻译该书的目的是为了介绍有利于民生的机器，他追求“简明易晓”的表述，以便“人人览阅”。
分析可见，王徵在对西方一般力学知识的注释中，大量征引了耶稣会士及其合作者所撰的汉文著作和中国传统经典著作中的内容，同时参以他自己的理解与推论，使《奇器图说》成为“一个奇特的知识混合体”。王徵虽然皈依了天主教，但他思想深处仍是立足于中国传统，他以中国传统的理念及内容来理解和阐释西方传入的知识。耶稣会士与以王徵为代表的早期皈依天主教的中国学者以不同动机，从相反的方向共同进行着会通中西的行为，这自然导致了文本编著的若干差别，从这一角度看，王徵关于力学的一般探讨的注释不仅有助今人了解《奇器图说》中的知识内容及力学的传播方式，还可为理解17世纪中西知识交流与会通的过程与模式的典型参照。
《奇器图说》的鲜明特点是“奇器图”，53幅精刻绘图成为跨文化中科技知识传播转化的绝好的形象例证。在这些图中，王徵既保留了西方原著的基本内容和画法，也采用了中国的某些绘画技法，并且将欧洲风格的附属景物改绘为中国式，石头、田野、树木、房舍等，无一不显现中国风格。最有趣味的，王徵把原图中的所有人物都改绘成中国人模样，使图的风格一派“中国化”。
在具体绘制上，王徵继承了中国古代技术插图的画法，以线条描绘机械及其零件的轮廓，以中国版画常用的技法画出树木、石头、云饰等景物。由画面效果可见，王徵较多地采用了中国技术绘图传统中相当于平行透视、散点透视等画法。
作为国际合作水平的体现，笔者认为研究者对跨文化中科技知识传播的特点、局限性等问题所做的探讨值得重视。《奇器图说》完成的17世纪20年代正是欧洲科学发生革命性转变的关键时刻，其内容又正是在近代科学产生的过程中具有先行和典范意义的力学，然而，该书的出版却未在中国带来相应的影响。实际上，虽然书中介绍的部分理论和实践内容被中国的学者所重视，但其学术体系却迟迟没有建立，一直等到二百多年后。分析起来，在科技知识传播过程中，比较具有优势的技术确实可以被很好地吸收，但单凭图说形式的著作却不一定能实现复杂机械的仿制，如蜗轮蜗杆的制作就有一定的难度。另一方面，并非所有来自西方的科技知识都具有优势。实际上，中国与欧洲的机械技术经历了长期的平行发展，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技术体系，明代时中国人使用的多种机械在功能方面与欧洲机械不相上下，中国传统机械基本满足了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农业社会的需求。古代技术的进步经常表现为经验的积累，成功的技术会变成相对稳定的规则。而对外来技术的掌握、功效评判都需要一个尝试或示范的过程。真正发生历史性转折，使中国人痛感技不如人，是在西方实现了工业革命，用新技术打造的坚船利炮直逼国门之时。
通过中德研究者对《奇器图说》的解读，使我们再次认识到，科学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在特定的文化与境中发生与传播的，并且是在特定的知识环境、宗教信仰、政治、经济等的互动中发展。本着这样的观点，过去在科技史、学术交流史中被简单化、概念化的问题都值得重新审视。
《传播与会通――〈奇器图说〉研究与校注》(上下)，张柏春、田淼、马深孟、雷恩、戴培德等著，江苏科技出版社2008年12月第一版，1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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