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敦煌宝藏的发现，是中国二十世纪学术文化史上的大事。陈寅恪先生曾认为：“取用此材料，以研求新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而得此潮流者，即被陈寅恪先生称为“预流”；反之则谓之“未入流”。事情虽然未必绝对如此，但是敦煌文献对于中国学术史的重大意义，则向无异议。一个世纪以来，海内外的研究论作不胜枚举，成就卓著。对于敦煌文献甄综辑录之作，亦时有问世。如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依四部分类之法，对敦煌文献古籍钩抉深细，考核精博，筚路蓝缕，厥功至伟。又如姜亮夫《瀛涯敦煌韵辑》，王重民等《敦煌变文集》，唐耕耦等《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王三庆《敦煌类书》，项楚《王梵志诗校注》，等等，皆为分门别类汇编之作，为学界所重。然或整体关照不够，或专题整理范围偏窄，或校录失误较多，未能尽餍人意。新的世纪，如何汇总前人研究成果，统校编订，集其大成，尤为学界期盼。
浙江大学张涌泉教授，多年来潜心于敦煌文献的钩沉研讨，成就突出。他先从变文的校订梳理进入敦煌文献研究领域，二十多年来，孜孜不倦，对于敦煌文献中的俗字俗语多有考证，其研究成果已广为学术界关注。近年，张涌泉为首的研究团队又广泛搜罗前人校录成果，融合古今，将已公布的所有敦煌文献分类定名，分经、史、子、集，汇为全编，嘉惠学林。《敦煌经部文献合集》，就是其中最先问世的一种。
编纂这类集大成式的著作，最繁难的工作就是参稽众书，且能对各书有所汰裁。本书作者博稽群书，征引浩瀚，分篇缀录，详注出处，指归分明，考订精细，显示了较高的学养与见识。《敦煌经部文献合集・凡例》称：“《敦煌文献合集》收录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除佛经以外的所有汉文写本和刻本文献，按传统的四部分类法分类编排。本书为合集经部，含括群经类和小学类；群经类下设《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左传》、《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等小类；小学类下设韵书、训诂、文字等小类，群书音义、佛经音义附此。”通读全编，确如作者所说，是敦煌经部文献的集大成之作。这也是本书不同于以往敦煌文献整理研究著作的特异之处。以《尔雅》为例，历代注疏及其他字书之作殊夥，本书作者广征博引，辨析异同，折衷定夺，允为平实。其参用《尔雅》注疏之作，计有郭璞的《尔雅注》、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尔雅音义》、钱大昕《经典文字考异》、严元照《尔雅匡名》、邵晋涵《尔雅正义》、郝懿行《尔雅义疏》、姚正父《尔雅启蒙》、胡承珙《尔雅古义》、江藩《尔雅小笺》、阮元《尔雅校勘记》、王?运《尔雅集解》、汪柏年《尔雅补释》、周祖谟《尔雅校笺》等十余种；《尔雅》笔记类著作有刘光?《尔雅注疏校勘札记》、叶蕙心《尔雅古注?》、李?《读雅笔记》、王树?《尔雅郭注佚存补订》等；其他字书有扬雄《方言》、许慎《说文解字》、顾野王《玉篇》以及《唐石经》、玄应《一切经音义》、慧琳《一切经音义》、陈彭年《广韵》、丁度《集韵》等；其他典籍有《尚书》、《礼记》、《左传》、《汉书》等；经史考证之作有俞樾《群经平议》、周祖Q《汉书古字笺证》、周春《十三经音略》、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等；近人今人之作有谏侯《唐写本郭璞注尔雅校记》、神田喜一郎《敦煌秘籍留真新编》、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周祖谟《尔雅郭璞注古本跋》、柴剑虹《敦煌舞谱的整理与分析》、张涌泉《敦煌俗字研究》，等等，引证古今著作达四十余种之多。其中如群经类尔雅之属《尔雅・释诂》“?，视也”条校记引阮元《尔雅校勘记》、严元照《尔雅匡名》谓今本“”为“?”之误（2023页）；“妥，坐也”条校记引邵晋涵《尔雅正义》、郝懿行《尔雅义疏》、王引之《经义述闻》谓今本“妥”后有“安”字疑为衍文（2027页）；“凌，?也”条校记引陆德明《经典释文》、邵晋涵《尔雅正义》谓今本“?”为“凌”之误（2029页）；“坎、律，诠也”条校记引汪柏年《尔雅补释》、李?《读雅笔记》、胡承珙《尔雅古义》谓今本“铨”为“诠”之误（2029页）；“窕，肆也”条校记引江藩《尔雅小笺》、严元照《尔雅匡名》谓今本“?”为“窕”之俗体（2030页）；“?，萑也”条校记引王树?《尔雅说诗》、缪楷《尔雅稗疏》谓今本“骓”为“萑”之假借（2031页），等等，其援引之博，涉猎之广，核订之精，皆前所未有。
同时，对不同版本中的文字异同，作者考证精审，剖断详明，弋获颇多。另外，编者对写卷中的讳改字、异体字、假借字、异义字、古今字、误刻字、舛讹字等多有发覆，信为?备，可见编者对古文字精锐之识。由此看来，本书的学术价值不仅在于文献汇编，更在于刊本校订，尤其是文字的校订。这样精彩的例证，确实是举不胜举，只是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再一一胪列了。
毫无疑问，文字校订所带来的学术意义，将不仅仅限于语言学领域，对于整个中古时期的经学研究，也将具有学术影响。这是因为，文字训诂，可以直接影响到我们对经学典籍的阅读与理解。王应奎《柳南随笔》即称：“读书须读古本，往往一字之误，而文义遂至判然。”很显然，本书可以使我们了解当时古书的传抄情况及与刊本文字的差异，加深对当时经部典籍的认识与理解，从而进一步把握当时的经学风尚与社会的政治风俗。本书的学术价值与文化意义，必将在以后的学术研究中得到进一步的体现。
当然，这样一部大书，涉及如此丰富的内容，偶有疏略，自然也难以避免。譬如研究《尔雅》，就不能忽略《小尔雅》的参考价值。尽管《小尔雅》的真伪与时代问题尚存在很多疑问，但从历代研究成果看，《小尔雅》的内容，与《尔雅》多有相通之处，两者颇可互证。如郭璞注《方言》，就曾明引《小尔雅》材料，即是一例。不无遗憾的是，《合集》作者没有利用《小尔雅》的资料，不免留有缺失。如《尔雅》：“馘、?，?也。”编者称：“?，刊本作‘?’，邵晋涵《尔雅正义》云：‘俘?之?，收?之?，俱通作?，此合而释之也。’今写作‘?’，则亦可谓‘俱通作?’也，不知何者为原貌。”（2026页）按《说文・禾部》：“?，?刈也。”“?，刈谷也。”可见“?”本义可释“?”。然《小尔雅》明确记载：“?、干，得也。”《说文・犬部》：“?，猎所得也。”《周礼・夏官・大司马》：“大兽公之，小兽私之。?者取左耳。”郑玄注：“?，得也。”《说文・耳部》：“?，军战断耳也。”可见“?”本义可释“馘”。如《诗・大雅・皇矣》“攸馘安安”，郑玄注：“馘，?也。不服者杀而献其左耳曰馘。”“?”、“?”二字，本义不同，用来解释“馘”、“?”，各有侧重而已。《小尔雅》提供了旁证。这说明，《小尔雅》自有其较高的训诂学价值，何况，黄怀信《小尔雅汇校集释》、杨琳《小尔雅今注》已有论证，似乎应当引起当代语言学研究的关注。
总而言之，这部大书对于当代学术研究，包括经学、史学、哲学、文学、语言等，将会产生重要影响，是无可质疑的。因此，我们怀着热切的期盼，希望编者百尺竿头，更上一层，早日推出其他三部文献合集，以飨广大读者。
《敦煌经部文献合集》(套装全十一册)，张涌泉主编，中华书局2008年8月第一版，3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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