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事关几位大人物，你要想讨回来，大不易矣。后来叶先生被恢复了全国政协委员的职务，他曾两次向中纪委告状，要求收回以上的私产，不过那时中国还没有《物权法》，好不易才讨回来七八件。章立凡先生在文章中说：“古今的私人收藏，很少有超过三代的。”这是他的达观，揆诸历史，也是历历不爽的，不过，这又让我想起了“雅盗”康生在世时肆意攫取文物的其他若干的证据。
曾被尊称为一“老”的康生，现在已是身败名裂，其生前所干过的桩桩劣行，也尽书写在青史上（如《康生与“赵健民冤案”》等），其中有一本书是后来评价康生的书籍和文章的“母本”，即后来人们描摹、刻画康生的形象，大多数的史实材料是从这本书里汲引的，它就是林青山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一个阴谋家的发迹史――康生外传》，这本书先后印了多个版次，印数也是相当可观的（估计在十万以上）。
《康生外传》其中一篇即是“文盗”，说的就是康生如何利用权势大肆劫夺文物，以至在他北京小石桥胡同的住宅（从前是晚清巨富盛宣怀的宅子）里端的是金屋藏宝，富可敌国，林先生还用生动的笔触描写了康生如何在灯下欣赏“春宫图”、如何在文物管理处的仓库里觅宝、如何收藏同仁的藏宝（这有邓拓、齐燕铭、阿英、龙云、章乃器等96人的私藏书画）且对之实行抄家以达到“再分配”、以及利用其特权身份向国家文物部门的“北图”和“故宫”索拿善本书和珍奇古砚等等。康生自1968年到1972年的几年间，先后跑到北京文管处32次，劫得书籍12080册（包括大批宋、元、明版古籍），文物1102件（有青铜器、古砚、碑帖、书画、印章、玳瑁化石等。据说后来康生死后，1980年有关部门曾在故宫举办过内部展览），而其手段不外是借条占有（如故宫的唐代陶龟砚于是被一“借”不复返）、无偿霸占（如外贸部门高价购入的阿富汗青金石花瓶、青金石山子）、廉价占有（十元“购得”宋拓东汉蔡邕书石经、五元“购得”黄庭坚书《腊梅三咏》、一角“购得”宋画院仿赵干《起蛟图》等）以至掠夺占有（如大庆出土的30万前的玳瑁化石），等等。
在上述行径中，可以归入“书史”略说一二的，如“文革”后“红学家”俞平伯先生被发还了原来被劫去的《红楼梦》程甲本，老人家87岁时重读此书，自然是百感交集，于是他作了一篇题记：“红楼梦最初只有抄本八十回，后有二十回。清乾隆时，程伟元始以活字排印，其第一次，今称‘程甲’，为是书最早的刊本，是为程甲残本，凡六册，存首三十回，原有周氏家藏印，不知何人。于五十年代余治红楼梦，西谛（即郑振铎。笔者注）兄惠赠，后钤衡芯馆图记，及丙午（1966年。笔者注）家难，并书而失之，遂辗转它人（康生）之手，余初不知也。今其图记尚在，越二十载而发还，开卷怅然。爰属孙女华栋为钤新印以志经过，并留他年忆念之资云。”后来这本“程甲本”于俞平伯身后被拍卖（2003年7月的嘉德公司古籍拍卖专场会），那上面赫赫还有几枚钤印――“平伯经眼”、“康生”、“周氏家藏”、“曾经沧海”、“天元甲子”，这也是社会财富“再分配”的雪泥鸿爪了。
又如《西厢记》的几个版本，统共大约有四十种以上，国内收藏最富的大概是吴晓铃先生，他曾根据其选择出的明清十二种刊本与《雍熙乐府》校订，于1954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一个本子，此外王季思先生也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过一个本子，1958年6月29日，在当时“三面红旗”的汹汹大势下，康生在《光明日报》发表了他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关于古典文学出版工作的一封信，信中说：“资产阶级教授专以版本吓人的手法，我们出版社不仅不应采用，而且要坚决加以揭露，使读者破除迷信，懂得那些所谓专家并无真才实学，只不过在那里作文字游戏和文字消遣而已。这类事，我很清楚，我自己就是把校勘小说戏曲作为工作之余的游戏，疲劳之后的休息，好似有的人休息时打麻将差不多。”他还说：“在我看来，要真正研究董（董解元）、王（王实甫）两西厢，不将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教授文人以及他们所捧为权威的王国维等人的各种谬论彻底打破，不用马列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就不可能知道何为精华，何为糟粕，因而也就不可能研究好的。”随之，人民文学出版社马上致信《光明日报》编辑部，检讨在古典文学整理和出版工作中出现的各种“厚古薄今”的现象（如“嗜古成癖”、“食古不化”、“是古非今”、“附古人之骥以求名，揩古人之油以求利”，等等），而出版社则未能以“拔白旗，插红旗”的精神开展工作。到了后来，即在“文革”中，吴晓铃、王利器等先生的收藏（包括《西厢记》诸版本），有的就归在了康生的名下，足见当年他痛斥“资产阶级教授专以版本吓人的手法”其实只是一种“红色暴力话语”的施虐，骨子里他是既妒且恨，到了适当的时候，他就会用“武器的批判”通过“再分配”将那些“吓人”的版本之类攫为己有，因而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其实质就是这样一种的“文化大破坏”而已。
此外，笔者所在的一所高校――浙江大学的图书馆里，作为“镇馆之宝”的是1987年香港中文大学袁绍文先生馈赠的其家藏的宋版《通鉴纲目》和元版《史记》，这两部珍贵古籍是“文革”后归还给捐赠者的，也是袁绍文先生的亡父（嵊县袁涤庵）的所藏，这两部古籍上现在都留有一块特殊的痕迹，即康生的藏书印――“大公无私”。
那么，为何“雅盗”的康生，他在窃书时会用这样一方冠冕堂皇的藏书印呢？这是不是一个所谓“婊子立牌坊”的无耻行径呢？或许，只有地下的康生会对它做出某种解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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