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程光炜表示，当代文学的研究能给人启发的著作委实太少。因为大家的心境不够静，虽然很多人在回忆并写作，但是否是事实我们都不知道。沈阳师范大学教授贺绍俊认为，关键是应把现代与当代文学的划分界限缩短，因为现当代文学本身是一个传统延续下来的。“李洁非的《典型文坛》给我们一个启发，就是怎么对待当代文学。”贺绍俊认为，李洁非对当代文学的认识抓住了当代文学最关键的实质，即当代文学是高度体制化的文学。每个人的所有言行，都逃离不了体制的渊源。沿这一思路研究当代文学史，定会有所突破。
更多的人赞同李洁非的写作意义，在于他深刻地写出了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贺绍俊表示赞赏李洁非的写作姿态：“他在进行选择时有了坚定的姿态或立场，这非常重要，这是追求一种学术自由、精神自由的姿态。正因为这种姿态，在解剖这些典型人物时，李洁非有他自己的发现。李洁非抓住体制化的问题，进入到关键点，就是解决中国知识分子怎么进入道途和仕途的。他充分理解作家们是有自己文学的理想，部分地实现了作家的理想。我们在讨论知识分子的话题时，并没有跳出体制化的约束。没有这种姿态不会看到人们在体制内挣扎时的痛苦和矛盾。”
精神史和心灵史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很大的困扰。北京大学教授陈晓明说：“当代文学史是运动的、活动的。一方面我们说这是文学的悲哀、历史的悲哀。在更大的意义上，不得不去考虑文化的新的意义，新的文化是怎么开创出来的。”陈晓明认为，最好的文学史写作是将作品史和活动史结合起来。而李洁非就写出了过去文学史所没有的文学活动史。“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作家是缺席的，真正作品是怎么产生的，在文学史中有何意义，仍然是评论家们理论、武断地评价。”陈晓明说，李洁非写文学史，能做到个人化或以个人眼光看历史是可取的，他以文学的方式写出了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
评论家白烨称李洁非的写作是“调研式写作”。因为李洁非把文情背后的人情，事情、国情联系起来了。所以我们看到充满各种偶然、必然的种种文学的情况，不仅是写出了文学史，把整个人所经历的年代的文化氛围以及时代情绪写出来了。“虽没有第一手材料，在他可能的情况下，占有了所写的人的所有材料。在运用材料过程中，不盲从不轻信，辩证解读考据。而有些文学现象的讨论，越来越脱离现状，我们缺少的是像李辉、陈徒手这样的作家。”
多年来致力民间文学的刘锡诚认为，关于周扬有很多版本，李洁非笔下的周扬是有反思的。李洁非把各家说法梳理了，加以评析，他是散文式的写法，不是咄咄逼人的理论家的批评，这种写法决定了通过几个典型人物，展现整个文学发展的脉络。与他的印象大致是对的。刘锡诚觉得，独立的研究，综合各方面材料后找独特的角度，对于建构中国当代文学是非常迫切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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