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中国人研究中国当代文学，我们从1979年提出思想解放、提出重新评价文学史、重新来研究当代文学，甚至我跟丁帆、王彬彬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对1949年以后的文学我们也批判得很厉害，但是我们却忽视了语言的解放――重新学习中国语言的问题。”南京大学教授董健先生如是表示。德国作家曾经提出，1933年希特勒上台到1945年希特勒下台这十二年，德语遭到了污染、歪曲，他们要重新学习德语，“我回想我本人在60年代写的文章，那是用污染了的语言。可是我们没有察悟到，这一点我觉得给我触动最大。我重读贺敬之的《雷锋之歌》，小说《欧阳海之歌》，重读剧本《霓虹灯下的哨兵》、《丰收之后》、《年轻一代》……重读了一大批作品，那种语言的污染确确实实是存在的。”
由此，作家毕飞宇提出了一个命题，“如何审视汪曾祺的特殊价值”？“我从来不觉得汪曾祺是一个特别了不起的大作家。但汪曾祺是一个特别有价值的作家。”毕飞宇说，汪曾祺即使在文革期间曾使用被污染的语言从事创作，但1976年之后回到了五四的传统，从他的文字当中重新看到了中国文化的传统，重新看到了民间生活。所以，毕飞宇提出，汪曾祺的了不起，其实是读者在再次阅读汪曾祺的过程中，内心隐含着一个净化我们语言的自觉选择。
尽管顾彬已经澄清“中国当代文学垃圾论”是媒体的断章取义，但是，顾彬对中国当代文学水平整体评价不高，尤其对作家语言评价不高，却是事实。此次，他又重申了自己的观点，提出，古文功底差，使得中国当代作家作品的语言失去了传统语言的韵味和力量；而现当代作家如果不会外语，就不能看外国原文作品，从而失去了文学创作的参照系。
但南京大学教授王彬彬提出，“提醒我们语言意识很重要，确实是重要的，但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的作家语言都不行呢？一个都不好呢？肯定是不对的”。作家苏童认为，当代文学作品当中，延续语言传统，甚至是发展了语言的作家依然是有的。他举例说明，“比如贾平凹，无论是从他最早期的短篇也好，或者是从他近期的作品也好，他对母语的贡献发展也很大。王安忆她在语言上也是非常自觉的，非常努力的。”
作家叶兆言更是直言道，“我觉得写小说很简单，写小说你就是把小说写好就行，写好了你所有的理由都成立，写不好所有的‘一定啊’、‘必须啊’都没有意义。写不好的话，会十门外语也没有用，对文学史非常精通也没用。”
“顾彬先生讲到的外语问题说到底是一个隐喻，几乎没有可操作性。”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范劲说，作家要学习外语，还有批评家要学习外语的意义实际在于，提醒我们要越出自身之外，越到另外一个层次、越到另外一种语言中去――姑且可以叫它“世界文学”的层次，但这跟作家具体的要不要学习语言其实已经不是一回事了。“作家即使不学外语，我们现代汉语同样已经替他们完成了这个事情，因为汉语本身就是一个许多许多语言不断地融合、不断地向别的语言学习、融合、产生的过程。”
作家黄蓓佳更是直接提出，没有在中国文化的浸润当中，没有在多年的生活当中，真是没有办法理解中国的文学语言的，所以，她对于顾彬所说的“从德国来看，孙犁的作品是垃圾，没有人看，没有人重视”很不理解，“孙犁小说语言当中那种水蒙蒙的东西，我觉得无论西方汉学家的水平有多高，也是很难能够理解、能够看得出来那种语言中的‘水汽’的。”
南京大学教授许钧认为，顾彬教授一直在用1945年以前的、欧洲的精英的古典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的当代文学，但如果仅仅从语言的艺术性，或者说美学角度来讨论小说的时候，“那我觉得对于小说的其他功能，小说的很多整体性的评价，可能是很难顾及到的”。
所以，对于顾彬先生的拳拳之心，学者们表示尊敬，“他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文学处境的尴尬，以及中国文学在国际上与别人的期待的那种距离”，但是，“文学，始终是民族的文学，余华莫言有没有价值，也不在于他在法国在美国多么地受欢迎。”王彬彬说。
同时，学者们还提到了真正“垃圾化”的语言。“我在起点中文网看了好几个点击率最高、排在最前面的作品，那个语言几乎是――真的是让人难以忍受。但就是这种语言，就在我们的未来一代，比如80后、90后他们身上的影响，肯定是越来越大。”南京大学教授黄发友忧虑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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