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丐]喻指作诗无自己的新意，只会套袭前人诗作的人。清郑燮《贺新郎・述诗》“唐家李杜双峰并，笑纷纷诗奴诗丐，诗魔诗鸩。”
如上释义似可商榷。从板桥这首词的
其实，“诗丐”还可径直释为诗人乞丐，或是乞丐诗人。此一解在词典中迄今阙如。
《清朝野史大观・卷十》有“诗丐”一节，全文如次：
某丐徜徉于长安道上，或歌或哭，状似得有心疾者。一日登陶然亭，援笔题于壁曰：“为感浮生亦太劳，可怜无地处英豪。伤心未是中原事，犹向狂流着一篙。”“此衷苦况向谁说，欲说还歌泪几行。为问诸公心丧否？狂人犹自笑人狂。”盖亦有心人也。
又某年有诗丐毙于道路，遗绝命诗一律云：“身世浑如水上鸥，又携竹杖过南州。饭碗傍晚剩残月，歌板临风唱晓秋。两脚踢翻尘世界，一肩挑尽古今愁。而今不食嗟来食，黄犬何须吠不休！”玩其词意，盖亦可怜生也。
前一诗丐，无从稽考。后一诗丐，原来是山西晋城人士，大名马体孝，字翁恒。生卒约在清雍正至乾隆之时。此人少年时考取生员，敦笃嗜学，又性喜游历山水。因厌烦家事，脱掉了他的儒生巾服，离家远行，混迹于乞丐之中。他沿途乞食，却也不同于一般的乞丐，遇人赠给他财物，总是辞多受少，终日啸歌徜徉，如病如狂。走到江苏宿迁境内，不幸被黄狗咬伤，行动不得，要饭也不能要了，最后饿死在路边。当时作为一个不明身份的人死亡，禀告了宿迁县的县令。县令亲临验尸时，发现其怀中掖着一首诗，诗后署名为“翁恒”，经四处访寻，无人知晓其人。宿迁县令为这诗丐写的一首好诗所折服，对他的死深感惋叹。于是，为诗丐修了墓葬，立一石碑题曰：“丐诗人翁恒之墓”，并在石上刻了那首诗。正好乾隆皇帝南巡到了宿迁，这位雅好写诗的皇帝看了丐诗人的诗，还步其原韵写了一首和诗。此事在江淮一带一度传为美谈。但大约时隔很久，此事著入了野史，山西那边才得知诗丐的传闻，其人即为马体孝的身份才得以大白。
马体孝的这首绝命诗，是一首七律，旷放而悲怆，有杜甫遗风。首句“身世浑如水上鸥”，脱自杜甫的“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二句“又携竹杖过南州”，脱自杜甫的“杖藜徐步立芳洲”。“南州”在这里泛指江南。我们设想马体孝离乡出走的大致路线，应是从晋城南出太行，过郑州、开封，往东南方向经安徽或山东，徐州而下，到了江苏的宿迁。历史上苏北一带曾有南青州、南兖州之称。第三、四句，是绝妙的一联，“饭碗傍晚剩残月，歌板临风唱晓秋”，风光的萧清，世事的苍凉，文人的疏放，乞丐的悲酸，尽在其中。第五、六句：“两脚踢翻尘世界，一肩挑尽古今愁”，初读便让人为之一震，一个即将饥馁毙命的乞丐，何以有如此轩昂气度！其雄厉之势，直逼老杜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杜诗的意境借客观景物托出，而丐诗气势直出胸臆，似更胜一筹。第七、八句：“而今不食嗟来食，黄犬何须吠不休”，明斥黄犬，暗指社会恶势力，表现了落拓文人的一种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气节。
一首精彩的诗，感动了宿迁县令，以至为一个异乡的乞丐立墓树碑，直到惊动当朝皇上写了和诗。这样的事，当然是发生在乾隆那个封建王朝时代，在我们当代是不可能有的。首先是时代进步了，有了社会保障，不会让人饿死。再说当下乞丐的水平也随之提高，他们伸手就要钱，给吃喝的东西都不见得合意。其次，当代也绝不会有一个诗人去当乞丐。生逢康乾盛世的那个马体孝，也不是家中穷困得活不下去了才出来讨饭，而是他厌恶俗事，以行游乞讨为风流。所以他虽为丐人，却不食嗟来之食，别人给他财物他还多数拒收。现在的诗人大都已没有了那种疏放的性情，有些诗人甚至时时盯着名利，哪里有可能厌俗而去流浪呢？虽然如此，我们也不妨来一个假设：假如当下真的有一个死在路上的乞丐，而且在他的怀中揣着一首好诗，那么，会不会引起一个县长以至高层领导的重视呢？按照现行处理方式，大概是一个负责任的发现者，报告了公安派出所，警察来看一下：不是他杀，不需要破案；怀中那张纸上写的什么诗，看不大懂，也无须细究，只要不是盗窃了机密文件，不是反动组织的传单，就不存在立案问题；没有带身份证，不知何许人，只能通知管民政的人来拉去火化，或者就叫当地的村民埋掉了事。如此推想，我们当代要给一个死在半路的乞丐诗人立碑是不可能的，惊动上级领导也是不可能的。现在不但不可能发生那事，而且把那故事讲给现在的人听，人都难以理解。
由此，又引出一个思考：我们的社会除了进步的一面，是否在世态变迁中，又失去了一些什么呢？如果仅从诗歌的视角观之，社会在急遽的变化中，失去的是一个诗意环境。诗意环境属于人文环境，亦属于生态环境。我们一直以诗歌大国为骄傲，而在不知不觉中这个诗国形象几乎丢失。诗国需要大批的出类拔萃的诗人来支撑，更需要一个诗意环境来滋殖。在传统的诗意环境下，乞丐中也会出现优秀诗人。失去了诗意环境，即使有才华的诗人，即使是李白杜甫，也会被弃之若敝屣。我们还要不要复兴或者叫重建一种诗意环境，这也是一个和振兴民族传统文化的大局紧密相关的问题。这样的大问题，不是这篇小文所能阐述的。这里只不过是从一个古代乞丐诗人的逸事，带出一个思考的头绪来。可以说清楚的一个问题是，从马体孝出走为丐，到县令为之立碑，到皇帝亲自和唱，这些都是深深凝聚了传统文化的一种诗意环境使然。我们现在无须责怪某些领导人不重视诗歌，更无须责怪芸芸众生不像以往那样崇拜诗人，应该说在我们身边几欲失去的是一个诗意的大环境。
值此诗意环境的失落中，如有高层领导人出来表示对于诗歌的关切，那真是求之不得的好事，对于复兴传统文化、改善人文环境会大有好处。文人们完全不必自命清高，视领导人吟诗为附庸风雅。近读《文学自由谈》，见李国文先生的大作《帝王写诗幸与否》，对于中国的帝王写诗极尽嘲讽，有些论述似可赞同，但又觉得对那些写诗的帝王们其实无须过于贬抑。中国的帝王写诗，与中国的乞丐写诗一样，都是发生在中国传统文化环境中的现象，没有必要拿外国人来相比。外国固然先进的东西很多，但外国领导人不写诗这一条“优点”是不是很值得学习，我看未必。我倒是希望在我们的高层领导中，把好诗、学诗、写诗这种优秀的文化传统发扬光大，以有利于复苏和建设我们的充满和谐与诗意的人文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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