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就偶像：苏珊・桑塔格传》（Susan Sontag:The Making of an Icon）系卡尔・罗利森和丽萨・
本书虽未获得传主本人在素材上的合作，仍然通过大量公开出版的文章、访谈和回忆，以丰富的细节，冷静而公允的笔调，尽可能完整地重现了苏珊・桑塔格多彩的一生，尤其是她成为“桑塔格”―― 一个当代知识品牌和文化偶像的过程。
她去世时，《华盛顿邮报》称她为“无畏的思想家”，《卫报》的颂辞是“以笔为枪的斗士”，“一位重新定义了美国文化视野的唯美主义者”，BBC则称之为“美国先锋派的女大师。”
《纽约时报》也刊出超长讣闻，有一段谈到40年来世人对她的认识始终存在分歧，诸如，亲切，孤僻，热情，冷酷，左派，右派……竟然连用80多个形容词，前后罗列，堪称奇观。
偶像铸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她漂亮，聪慧，与众不同，对男性和女性均有特殊魅力。但罗利森与帕多克更关注其中的内在动力。从童年时起，桑塔格就对自己将来要成为怎样的人抱有强烈的渴望与坚定的信念。少女苏珊所为之事，与身边女生完全不同。她独来独往，一味疯狂地阅读，从居里夫人的传记到雨果的《悲惨世界》，从杰克・伦敦的《马丁・伊登》到托马斯・曼的《魔山》。“苏珊不仅酷爱看书作文，而且酷爱作家的角色这一理念。不仅仅要写作，而是要被视为作家。”罗利森与帕多克夫妇写道。这种信念再未动摇，“写作作为一种渴望的活动强烈地吸引了桑塔格，而作家作为一种自我建构则让她激动不已。”
1964年的文论《坎普札记》令31岁的苏珊・桑塔格一夜成名，此后几十年陆续出版的《论摄影》、《疾病的隐喻》、《关于他人的痛苦》，以及小说《火山情人》和《在美国》稳定地提升与巩固着她的作家声望。她还拍电影，做导演，同时扮演着自己的政治角色――有时是旗帜性的。早在1967年，桑塔格便因参加反越战游行而遭逮捕。她曾访问胡志明的北越、卡斯特罗的古巴、内战中的萨拉热窝、苏联控制下的东欧。1973年1月，她还花三周时间访问了中国。（她的生父杰克・罗森布拉特1938年因肺结核死在天津。）她签名支持受死刑令追杀的拉什迪，发表激进的女权主义行动纲领。这一切举动，无不使她成为大众瞩目的焦点与公共知识分子的楷模。而2001年“9・11”事件之后，桑塔格立即投书《纽约客》，直言“这并非对‘文明’、‘自由’、‘人性’或‘自由世界’的‘怯懦’进攻，而是对世界上自封的超级强权的攻击，是美国特定的结盟和行动的后果。”
在桑塔格的成名过程中，多有贵人相助，尤以法劳・斯特劳斯和吉罗出版社（FSG）的老板罗杰・斯特劳斯和《纽约书评》的“四剑客”居功至伟。读书报记者读罢样书，亦对书中描写生动的纽约文坛风貌印象深刻。书中同时收录26幅图片，以铜版纸插页精印，不仅有桑塔格各个时期的留影，亦有其丈夫、情人、朋友和敌人的照片。
值得称道的是，罗利森与帕多克夫妇打破了美国文学圈对桑塔格性取向一直以来的讳莫如深。在这不成文的禁忌影响下，2004年桑塔格去世后，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美国主流报刊，几乎不约而同地在讣闻中对这一问题不置一辞，尽管她与著名女摄影师安妮・莱博维茨的关系早已成为纽约文艺圈中尽人皆知的秘密。
相反，在更早出版的本书中，罗利森与帕多克夫妇却以“传记家的尊严”行事，并未对该问题有所避讳。他们在书中为此辩解称：“桑塔格作为偶像的地位是稳固了，但她也面临许多明星都会面临的两难境地：人人都想为了自己的目的利用她，将她塑造成他们心目中得体的楷模。然而，完全避而不谈她的性取向似乎是一个残酷的选择，它使得桑塔格的作品更加成为问题，也使得她看上去比实际情形更加远离她的时代。”
禁忌在她死后才逐渐瓦解。尤其是2008年12月、由其独子大卫・里夫编辑的桑塔格日记首卷《重生》（Reborn）的出版。中华读书报曾于当月31日刊文报道，称此书乃“一件文坛大事”。作家黛博拉・艾森伯格和达里尔・匹克尼曾分别在《纽约书评》和《纽约客》杂志刊出长篇书评，既为有机会深入这迷人的世界而欣喜不已，又感到强烈的不安――如艾森伯格所言，“偷窥他人隐私时的焦虑”。
这些日记的绝大部分以前从不为外人知悉。1949年5月底，首次与女性伴侣接触后，桑塔格写道：“现在我又是谁呢，就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的性观念被如此改变――感谢上帝……我不想让理智支配人生，我想历尽所有……不管它令我快乐或痛苦，我会小心谨慎，力避痛苦――我将到处期盼快乐，发现快乐，因为到处都是快乐。”
如果将其日记与此书对照阅读，想必会对桑塔格有更为清晰与深入的了解。读书报记者获悉，《重生》已由上海译文出版社购得中文版权，翻译工作已经开始。
该社近年来陆续出版的“苏珊・桑塔格文集”已出书十余种，收入了桑塔格几乎所有的主要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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