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读了杨连民博士的大作《钱谦益诗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7月版），始则欣欣，继则愕愕，终则昏昏。欣欣者，钱谦益研究喜得后生同道；愕愕者，杨连民博士的大作从体例、观点、材料到行文与拙作《钱谦益与明末清初文学》（齐鲁书社1996年5月版）如此近似，还口口声声地说，是出自他的“独创”、“前人
一
何为学术规范？杨博士大概了然于心，不需词费。为何要遵守学术规范？重要的一点就是为了保证学术能有质量，杜绝画虎不成反类犬的低水平重复。一种学术观点的确立以及被学界认可，其中包含着学者对资料的艰辛发掘、梳理排比、去粗取精、由表及里的思索辨证的过程，也反映的是该学者对材料的理解和概括，观点一旦生成，它就打上了论者鲜明的烙印并成为一种客观存在。那么后来的研究者或者认同已有的研究成果，或者为这些成果提供新的材料，或者从新的研究思路提供不同的诠释见解。观点是可以商榷的，也是可以推翻的，但是，不能挪用来作为自己的“发现”来支撑自己的学术论著。材料是可以共享的，但是别人论著所引用的材料不能无条件地成为自己结撰论著的资料库（更不该连别人的错误也一并过录）。
我们逐章比勘杨博士的大作的纲目：
第一章：1、前后七子对钱谦益早期诗歌创作的影响（1.1前后七子的诗论文论简述；1.2前后七子诗论对早期钱谦益的影响）；2、汤显祖对钱谦益诗学理论的形成的影响（2.1钱谦益与汤显祖的交往考略；2.2汤显祖对钱谦益诗歌创作及诗学理论的影响）；3、归有光对钱谦益的诗学理论的影响（3.1归有光和他的后人；3.2钱谦益与归氏家族以及嘉定学者间的交游考略；3.3归有光、程孟阳对钱谦益的影响；3.4钱谦益对归有光全集的整理）；4、钱谦益与东林人士的交游及所受影响（4.1东林书院与东林学派及东林党；4.2钱谦益与东林学派人物的交往考略；4.3钱谦益的政治生涯与其文学思想、诗学理论之关系）。
第一章的1基本是抄述袁震宇、刘明今先生的《明代文学批评史》的相关论述及材料引用，其中也有郭绍虞先生《中国文学批评史》中的论述。这一部分在杨著中从第19页到48页，其中抄述上面两种著作占到了21页之多，而他自己的叙述不到7页。2重点论述钱谦益文学观念的转向，这一观点和所用材料绝大多数出自拙作《钱谦益与明末清初文学》。2.1、2.2论述汤显祖对钱谦益诗学理论的形成和影响，无论是考证钱、汤二人的交游，还是论述他们诗学之间的互动，观点和材料的多数是对拙作第二章第四部分“钱谦益与汤显祖和公安派”的重复。3中包含的三个问题均见于拙作第二章“钱谦益与嘉定学派”、“终身服膺程嘉燧”、“私淑归有光”三节。4论述钱谦益与东林学派之间的关系，共有篇幅27页，其中的“钱谦益与东林派人物的交往考略”占用了11页，而这一部分的观点和材料均见于拙作第三章，甚至是大篇幅把材料、观点、行文顺序不加变动地搬到杨博士的大作里。尽管如此，杨博士竟然在章末总结道：“（本章）其中前后‘七子派’对钱谦益的正面影响、汤显祖与钱谦益的交往考略、归庄与钱氏的关系以及对归有光全集的整理、钱氏政治生涯与其诗学理论之关系等方面是属于笔者独创的部分，前人的有关论述尚未涉及。”
第二章钱谦益诗学理论的“批判性”。下设2.1俗学、缪学、伪学；2.2钱谦益对前后七子的批评；2.3钱谦益对竟陵派的批评。第一节是个小帽子，阐述三个概念，可惜杨博士阐述完“俗学”后就匆匆结束了。后两节的内容，拙作第三章设“僦、剽、奴”和“鬼趣、兵象”，前者专论钱谦益对前后七子的抨击，后者专论钱谦益对竟陵派的批评。
第三章钱谦益诗学理论的“继承性”。3.1、钱谦益论李东阳及茶陵派；3.2钱谦益对汤显祖、李贽及公安派的批判性继承。包含李贽与公安三袁的交往及公安派理论形成的渊源考略、公安派的诗学理论、钱谦益对李卓吾及公安派的批判与继承。这一章中的3.1所论问题虽曾被古今学人多次提到，但杨博士毕竟进行了梳理。3.2论题创新空间本来就有限，因此所用资料大多数为相关论著所用，杨博士重新叙述，未见新观点（其中有关李贽和三袁的交往，进行了无关宏旨的新考，后文再说）。
第四章钱谦益的诗学理论核心，包含“诗有本源论”、“诗有实物论”、“诗有真情论”三节。关于“诗有本”的论题，早在22年前，苏州大学的王英志先生就曾有《钱谦益的“诗有本”说》（见于《清诗论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11月版）的论文；后裴世俊先生的《钱谦益诗歌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五章“嗤点前贤，挽回大雅”，其中特别拈出钱谦益的“真情论”；后拙作有“灵心、世运、学问”一节专论钱谦益的文学理论，《钱谦益的诗学纲领――灵心、世运、学问》（《山东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一文就是在此基础上更加集中论述钱谦益的诗学理论，“诗有本”也是题中之意。杨博士的这一章三个概念的内涵外延不加辨析，既无新材料，也无新角度，基本上是对别人论述的内容打乱进行了重新排列，使钱谦益的诗学理论逻辑混乱，精彩全无。
二
从上面的叙述大致可以看出，杨博士是靠什么来支撑自己论文的框架及血肉的。更为过分的是杨博士连叙述也懒得组织，连篇累牍地照搬；在材料的处理上有时完全把我排列的顺序过录进他的著作中，甚而拙作引用时出了差错，他连错误也一并抄录过去。这里我不妨节录几段，以窥其豹。
杨著：
一、关于诗歌的本质。程孟阳认为“诗主于陶冶性情，耗磨块垒”，把古代诗论中的“诗缘情”与“不平则鸣”，“诗穷而后工”的观点结合起来，着眼点放在诗歌的社会性、现实性上。程孟阳自己的诗歌创作多“言其所欲言”，“欢愉惨悴，寥J不平之想”，与其论诗主张一致。钱谦益认为“古之为诗者，必有深情蓄积于内，奇遇薄射于外”，显然其中有程氏论诗的启迪。（99页）
拙著：
其一，关于诗歌的本质论。孟阳认为“诗主于陶冶性情，耗磨块垒”，把古代诗论中的“诗缘情”与“不平则鸣”，“诗穷而后工”的观点结合起来，在抒情这个内涵宽泛的命题中强调诗歌对社会压迫的消解排泄，更加重视诗歌的社会性、现实性。……程孟阳本人的诗多“言其所欲言”，“欢愉惨悴，寥J不平之想”……钱谦益崇祯年间申发的“古之为诗者，必有深情蓄积于内，奇遇薄射于外”的议论就是孟阳这一观点的发挥排比。（86页）
杨著：
二、关于诗法论。程孟阳认为古人是要学的，但是，“学古人之诗，不当但学其诗。知古人之为人，而后其诗可得而学也。其志洁，其行芳，温柔而敦厚，色不淫而怨不乱，此古人之人，而古人之所以为诗也。知古人之所以为诗，然后取古人之清词丽句，涵泳吟咏，深思而自得之。久之于意、言、音、节之间，往往若与其人相遇者，而后可以言诗。”学习古人之诗，不仅要学其诗，而且要学习其人，了解其人，知其人才能知古人之所以为学，知古人之所以为学，才能真正学习到古人之诗之精粹，学其诗的意、言、音、节，方能得古人之真髓。（99页）
拙著：
其二，诗法论。诗法是明代后期复古派和唐宋派讨论最多的问题。……程孟阳认为古人是要学的，但“学古人之诗，不当但学其诗。知古人之为人，而后其诗可得而学也。其志洁，其行芳，温柔而敦厚，色不淫而怨不乱，此古人之人，而古人之所以为诗也。知古人之所以为诗，然后取古人之清词丽句，涵泳吟咏，深思而自得之。久之于意、言、音、节之间，往往若与其人相遇者，而后可以言诗。”学习古人，不仅要学其诗，还要知其人；知其人，才能知古人之所以为诗，学古人诗须先学古人之为人；然后学其诗的意、言、音、节，方能得古人之真髓。（87页）
杨著：
三、排击前后“七子”和“竟陵派”。……《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下《松圆诗老程嘉燧》云：“诗以唐人为宗，熟读李、杜二家，深悟剽贼比拟之谬。”《耦耕堂存稿》文卷上有《程茂桓诗序》批评诗学时风：“盖诗之学自何、李而变，务于摹拟声调，所谓以矜气作之者也。自钟、谭而晦，竟于僻涩蒙昧，所谓以昏气出之者也。”此论可以说是抓住了“复古派”的“摹拟声调”和竟陵派的“僻涩蒙昧”，一语道破，一针见血！正是由于程孟阳对“七子”“诗必盛唐”的观点深为不满，才不惜用很大的精力来贯通诗歌的源流，析辨明诗之伪体，与钱谦益合作编纂《列朝诗集》正是这个用意的产物。这种论诗的推源溯流法为后来的钱谦益所继承并大加发挥，成为他的“诗有本”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程孟阳论诗注意清流析源，其本人学诗也进行了实践。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下《松圆诗老程嘉燧》说程孟阳以唐人为宗，熟读李、杜二家之外，下逮宋之苏轼、金元元好问、虞集、明朝之高启、袁凯、李东阳；《有学集》卷三十九《复遵王书》中又说：“仆少壮失学，熟烂空同、?州之书，中年奉教孟阳诸老，始知改辕易辙。孟阳论诗，自初唐及钱、刘、元、白诸家，无不析骨刻髓，尚未及六朝以上。晚始放而至剑川、遗山。”这里虽然说到程孟阳论诗的局限，没有能溯源到六朝以上，但程氏论诗注意析源溯流却是不争的事实。程孟阳论诗注意或者说侧重清流析源，其实也是一种诗歌史的大局观，因此，可以说程孟阳是一个优秀的诗歌史论家，这一点也影响了后来的钱谦益，钱氏论诗就很注意诗歌史的分析与梳理。《列朝诗集小传》中对程孟阳赞道：“老眼昏花，照见古人心髓；于汗青漫漶、丹粉凋残之后，为之抉摘其所由来，发明其所以合辙古人，而迥别于近代之俗学者，于是乎王、李之云雾尽扫，后生之心眼一开，其功于斯道甚大，而世或未之知也。孟阳好论古人之诗，疏通其微言，搜爬其妙义，深而不凿，新而不巧，洗目刮目，钩营致魄，若将亲炙古人而得其指授，听之者心花怒生，背汗交浃。快矣哉，古未有也。”由此可见，钱谦益对程孟阳的论诗功绩的评价还是很高的。（101页）
拙著：
三，鄙薄前后七子和竟陵派。《列朝诗集小传》说孟阳“其诗以唐人为宗，熟读李、杜二家，深悟剽贼比拟之谬。”《耦耕堂存稿》文卷上有《程茂桓诗序》批评诗学时风：“盖诗之学自何、李而变，务于摹拟声调，所谓以矜气作之者也。自钟、谭而晦，竟于僻涩蒙昧，所谓以昏气出之者也。”抓住了复古派的“摹拟声调”和竟陵派的“僻涩蒙昧”，一针见血。程孟阳对前后七子“诗必盛唐”的观点尤其不满，晚年了用很大的精力贯通诗歌的源流，析辨明诗之伪体。娄坚说孟阳读古人诗文，“上自汉魏，下逮北宋诸作，靡不穷其所诣”。这里也许有溢美之词。《列朝诗集》说他以唐人为宗，熟精李、杜二家，之外下逮宋之苏轼、金元元好问、虞集、明朝之高启、袁凯、李东阳，没有提到汉魏。《有学集》39《复遵王书》回忆自己的从学经历云：
仆少壮失学，熟烂空同、?州之书，中年奉教孟阳诸老，始知改辕易辙。孟阳论诗，自初唐及钱、刘、元、白诸家，无不析骨刻髓，尚未及六朝以上。晚始放而至剑川、遗山。
明确指出没能上溯到六朝以上。程孟阳是一个优秀的诗歌史论家，《列朝诗集小传》赞叹道：
老眼昏花，照见古人心髓。于汗青漫漶、丹粉凋残之后，为之抉摘（笔者此按：“摘”误，应为“?”，发梯音，意为剔除、辨析。杨博士没有核对原文，直接从拙作过录）其所由来，发明其所以合辙古人，而迥别于近代之俗学者，于是乎王、李之云雾尽扫，后生之心眼一开，其功于斯道甚大，而世或未之知也。孟阳好论古人之诗，疏通其微言，搜爬其妙义，深而不凿，新而不巧，洗眉刮目，钩营致魄，若将亲炙古人而得其指授，听之者心花怒生，背汗交浃。快矣哉，古未有也。（88页）
以上所录行文是连续的。为了对照方便，本文割裂开来。这一部分在杨文中占有3.5页码。杨博士可能觉得这样“直接”的述录，会被人抓住把柄，于是说了一句：“孙之梅认为程孟阳诗论的本质论、方法论、诗歌史论虽显出了高人一筹的远见卓识。”后面又引录拙作数百言。如果不是作者本人，恐怕谁也不会想到杨博士洋洋洒洒的数千言竟然是孙论而不是杨论。即使杨博士因为提到了“孙之梅”三字给自己找到的似乎是“遁词”，但是你的论文是表述你的研究成果和你的思想的，引述别人至于这样从观点、论据、论述过程不惜篇幅吗？
这是客气的，小段落，那就不客气没商量了，你的观点就是我的观点，你钩稽排比出来的材料我按顺序拿来。如杨著第102页到103页：
另外钱谦益还在《答杜苍略论文书》中说：“仆狂易愚鲁，少而失学，一困于程文帖括之拘牵，一误于王、李俗学之沿袭，寻行数墨，伥伥如瞽人拍肩。年近四十，始得从二三遗民老学，得闻先辈之绪论，与夫古人诗文之指意，学问之原本，乃始豁然悔悟，如推瞌睡于梦呓之中，不觉汗流浃背。”这里的“二三遗民老学”指嘉定程孟阳、唐时升、娄坚、李流芳等人，而“先辈”则指归有光。在《新刻震川先生文集序》中又说：“余少壮汩没俗学，中年从嘉定二三宿儒游，邮传先生之讲论，幡然易辙，稍知方向，先生实导其先路。”“豁然悔悟”和“幡然易辙”，都是形容自己茅塞顿开，恍然觉悟的情形，表明归有光学说在他的学术思想、文学观念转变确立中的里程碑式的作用。
这一段话来自拙著第91页。这里杨博士除了引录错误外，更改了几个字，赫然据为己有了。
再如杨著第103页：
今天的许多读者往往只知欣赏归有光的散文，尤其是记事抒情的散文，敬佩其以荒江寂寞之滨的老举子身份有胆量敢于与声华煊世的文坛巨子王世贞抗衡的勇气和独立的精神，但对归有光在明清学风转变中的重要地位以及他对钱谦益的诗学理论转变并逐步确立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的认识还不够到位和客观。综合来看，归有光的文学创作成就、文学理论主张都是他学术思想的组成部分。
这一段话见于拙著第91页。
再如杨著第104页：
归有光的“返经”的学术思想有特定的时代背景。嘉靖、隆庆时期，文坛上王世贞为泰斗盟主，思想界亦正值王守仁之后，心学盛行，学风大开，学派林立，讲学之士遍及大江南北，……但是，此时除了一些聪明特达之士能发表一些独立见解外，不免泥沙俱下，剽掠耳食，鼓荡扬波。
这一段话见于拙著第91页。
再如杨著第106页：
不论是程朱理学，还是王阳明的心学，与原始的《四书五经》的平易可循相较，而显得玄言高论。归有光返经的学术宗旨既有批判朱子学说的意义，也想纠正王学给明代学风带来的蹈空就虚之弊，大相径庭。这一段话见于拙著第92页。
再如杨著第114页：
王世贞首先在序中指出归有光散文的来源，乃出于《史记》、《汉书》，折中于韩、欧，继称其文为自然之文，虽学前人，而“自有风味，超然当名家矣”。再论到他在散文史上的地位：“江左以还，极于陈梁；千载有公，继韩欧阳。”最后对自己没有能够及时认识到归有光散文的价值而深感懊悔。总之，王世贞于归有光独称其文而已。
王锡爵的《明太仆寺寺丞归公墓志铭》中论述归有光的学术宗旨时说：“盖天下方相率为浮游泛滥之词，靡靡同风，而熙甫深探古人之微言奥旨，发为义理之文，y洋自恣，小儒不能识也。”“先生于书无所不通，然其大旨，必取衷《六经》，而好《太史公之书》。”但王锡爵最为欣赏的还是归有光的散文，“所为抒写怀抱之文，温润典丽，如清庙之瑟，一唱三叹，无意于感人，而欢愉惨恻之思，溢于言语之外。嗟叹之，淫佚之，自不能已已。至于高文大册，铺张帝王之略，表章圣贤之道，若河图大训，陈于玉几，和弓垂矢，并列瑰璋黼黻之间……。”
这一段话见于拙著第111页。
再如杨著第91页：
顺治十二年，顾炎武有难。据全祖望《鲒?亭集・亭林先生神道表》中记载：“顾氏有三世仆曰顾恩，叛逃里豪，欲告先生通海。先生亟往擒之，沉之水。仆婿复投里豪，以千金贿太守，求杀先生，即系奴家，危甚！有为先生求救于某公者，某公欲先生自称门下，其人私书一刺予之。先生闻之，急索刺还，不得，列揭于通衢以自白。某公亦笑曰：‘宁人之卞也。’”《归玄恭先生年谱》曰：“为先生求救者，归高士玄恭，某公者，钱谦益也。”钱谦益想让顾炎武做他的门下士，愿望而已，并不一定非以此为条件，所以事后顾炎武以“列揭于通衢”的过激法也就一笑了之。
这一段话观点材料完整地见于拙著第116页，不过拙著还有一段补充性的材料，杨博士“手下留情”没有过录。
再如杨著第93页、第96页的大段论述见于拙著第59页、第65页。
以上是仅就杨著第一章“归有光、程孟阳对钱谦益的影响”一节对拙著的抄袭剽窃。“汤显祖对钱谦益诗学的影响”、“钱谦益对归有光全集的整理”、“钱谦益与东林学派人物交往考略”三节，材料引用的顺序、观点以及行文与拙著多处相同，只是把拙作论题下面的分论题作为自己章节题目，从目录上混淆视听。例如“汤显祖对钱谦益诗学的影响”，拙作“钱谦益与汤显祖和公安派”先考钱汤交游，次论钱汤文学思想的互动。再如“钱谦益对归有光全集的整理”，拙作在“私淑归有光”大题目之下，先考钱氏与归门的交往，再论钱与归氏整理震川集的过程及作用，再论归有光学术思想、文学思想对钱氏的影响。而“钱谦益与东林学派人物交往考略”从观点、顺序、材料、行文全部来自于拙作“政治思想―――与东林党的关系”，一字不差地照搬，十分惊人。这些篇幅太多，不再一一比照。
这一章在杨博士三百余页的书中约近二分之一，看来也是杨博士最得意的一章，他自己如此总结道：“汤显祖与钱谦益的交往考略，归有光与钱氏的关系以及对归有光全集的整理、钱氏政治生涯与其诗学理论之关系等方面是属于笔者的独创的部分，前人的有关论述尚未涉及。”
三
杨博士的行文也常过分草草，不加斟酌。略举二例，第45页：“考察一下钱谦益现存的作品中，古文占约80%的篇幅，骈文很少，诗歌的数量位居第二。因此定性钱谦益为古文大家并不违实。”文和诗两种文体如何来统一量化，划分比例？那么这个80%是指文和诗篇幅或首数的比例，还是指古文和骈文的比例？如果从篇幅论，似乎没有这种论法，如果从首数论，应该诗的数量要多得多，如果从古骈文的数量论，这个数字也不靠谱了。第46页：“王图对他的学习空同、王世贞时的行卷便大加赞赏，以为半千复出，这无疑是对他学习古文写作的肯定。”王图赞赏的是钱谦益举人考试的卷子，所以称为“行卷”，行卷指制艺文，和古文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这应该是最基本的文史知识。
凡此种种，不复赘笔。
杨博士有一个重要的观点，即批评就是继承。显然作者对批评能有一个正反两方面的态度。笔者对杨博士的大作也要公允地给予肯定。1、上文提到，杨博士对钱谦益关于李东阳的继承，虽说不上创新，但也是对此一观点的梳理。2、第一章的3.2不同意拙作关于归庄拜钱谦益为师的时间，进行了方法和结论都难以令人信服的考证，但杨博士毕竟在力图超越别人。3、第三章2.1,杨博士不同意何天杰《李贽与三袁关系考论》一文中三袁与李贽见面的时间，进行了考述。第三章结尾部分，总结本章说：“其中对李东阳的诗学观的继承、李贽与公安三袁的交游及对公安派形成的影响，钱谦益与袁中道的交往以及袁中道论诗对钱谦益的影响等部分是笔者阐述用力最深的部分，也是带有独创性的章节。”当然，这里作者夸大其词。钱袁交游，拙作曾予考论，杨博士有材料补充；李贽对三袁的影响几乎是文学史的基本知识，任何一种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都有论述，何作也有大量材料引述，杨博士所做的工作是对资料细枝末节的解读，所作的新考，与论题全无关系。
那么，这篇博士论文如果剔除了对拙著体例、观点、材料的依赖，以及袁震宇、刘明今先生的《明代文学批评史》、郭绍虞先生《中国文学批评史》等的论述，仅凭自己称许且能落实的部分能否支撑起一篇博士论文？杨博士在绪论中说自己“是从文献学的角度来考察钱谦益的诗学理论演变形成的轨迹和背景”，笔者愚陋，不知文献学的角度是怎样的，难道不从文献学的角度，选题、处理资料还有更出人意外的方法？
回想当年研读钱谦益的资料，《钱谦益与明末清初文学》一书只是冰山一角。而杨博士既然选择研究钱谦益，为什么不去开掘，寻求真正的“独创”，而是以别人的论著作为资料库，用别人的论述思路来组织自己的博士论文，获取博士学位？还要把这样的博士论文急急出出版，获取高校职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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