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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艺丛谈》与文人讲武之传统

2009-04-08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洪振快 我有话说

《武艺丛谈》,龚鹏程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1月第一版,42.00元

孔子以六艺育人,礼、乐之外尚求射、御,这可能是中国古人“文武全才”的文化理想的渊薮。然而春秋之后文武殊途,

士越来越向文与武两个方向分化,文士和武士慢慢成为两种不同的社会角色,其安生立命的方式已多歧异,儒者专研经书,射、御之类的武事遂成遥不可及的理想。然而孔子的命意有着绵远的文化生命力,文人讲武的传统在历代也保持着一息尚存的命脉而从未中断。爰及今日,文人与武艺在专业分工的大背景下较之古代相离更远,但仍有人护持着这一文化命脉,台湾的龚鹏程大概是比较突出的一位。

龚先生是海内外公认的学者,以其《武艺丛谈》一书自序的话说,“频年混迹上庠,讲论诗书,往来无白丁、谈笑有鸿儒”,这话应该不算是自诩。

近年内地出版龚鹏程之著甚多,在书店常常晤及,但对其为学门径却不甚了了,读《武艺丛谈》一书自序,才知原来与武事有关。龚云:“我之习武,本不是用来做学问的,主要是技击实战,每天邀人手搏,打得个不亦乐乎。可是由习武而博考文献,考稽参互其异同,竟使我获得不少文献学的知识与方法,对武术史有些了解,实为意外之收获。”由习武进而研求武艺的前世今生,进而奠定文史研究基础,更成为博学鸿儒,正是这样的问学经历,使龚鹏程的讲武别于他者,有独特的示范意义。

做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独具魅力的武术,与其他传统文化相较似有独特之处。武术既包容传统文化的深刻内蕴,以中国传统哲学为指导,又是一种实践性的生理活动。没有习武的实践经验,难免有些“隔”,以其为神秘,很难了解武术的真面目。从历史上不难看出,中国古代文人讲武的传统尽管一脉相承,然而千年来能够讲武讲到道上的却微乎其人。大诗人李白有仗剑远游的经历,但李白毕竟是诗人,诗人之言不可十分当真。杜甫的《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描写剑器之舞虽炫人耳目,然只是外行看热闹而已。真正能够讲武,能够讲到武道深处的,却不是像李杜这样的诗人,而是必须有过学武经历,并且还不是泛泛之学者。在中国历史上,晚明清初的吴殳是一个,他既是著名的诗学著作《围炉诗话》的作者,又是武学经典《手臂录》的作者。

按照现在的学科分类,武术属于体育一门。体育的研究在中国成为一门专业的学问是20世纪的事。说来有趣,第一个写作《中国体育史》的人是一位后来成为著名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专家的学者――郭绍虞。但是说实话,郭的这部年少之作水准实在有欠,其中涉及中国武术的部分大多沿袭旧说。民国时期,唐豪和徐震的研究奠定了20世纪中国武术史研究的基础,但二人在传统学术的根基方面却似还是有不足之处。

《武艺丛谈》的第一篇文章即是谈《易筋经》,龚鹏程据台湾国家图书馆所藏的一部述古堂钱遵王《易筋经》抄本,认为“钱遵王与宗衡年代相仿,又为藏书大家,若该书迟至天启间始出,遵王不应珍重乃尔,亦不应毫无鉴识能力。故由钱遵王之抄本,可以推想题为达摩所传之《易筋经》,出现年代当在此稍前”。这一判断自是卓见,但钱遵王的《述古堂书目》《也是园书目》《读书敏求记》诸书中并不见其踪迹,笔者也曾目睹该抄本,对于其是否就是述古堂原本尚有疑虑。但龚在此提出了《易筋经》未必就是天启四年所撰的说法还是颇具识见的,虽然他在此还没有判定天启四年宗衡撰书之说本属野狐禅。

讲武并非易事,讲武者最好是既有学武的经历,知道武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同时又有深厚的传统学问根基,知道为学的基本规范,这样始可言武,始可讲武。而龚鹏程,是少数的兼具这两方面的条件之人。因此,有理由相信,其讲武当有可观之处,《武艺丛谈》一书也就颇值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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