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国后我发现，罗蒂不仅在美国哲学界成为讨伐的对象，在中国哲学界，形象甚至更加糟糕。这使我愈加惊疑了，难道罗蒂真的这么浅薄荒谬？随着阅读的深入和展开，我发现，一些最著名的当代西方哲学家，对罗蒂其实并不像我原先以为的那么轻蔑。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诚然在很多地方和罗蒂有着种种分歧，但这些分歧并没影响他们认真严肃地和罗蒂对话，并感谢罗蒂带给他们的启发和刺激。这些人中有我们熟悉的戴维森、普特南、麦克道尔、泰勒、哈贝马斯、布兰顿等人。他们对待罗蒂的态度，使我更加有理由相信，罗蒂不是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不讲道理”。
把握罗蒂是件很困难的事情。芝加哥大学著名哲学教授柯南特说，“他在某些方面很像一个巴黎知识分子：他读所有的东西，他随意说出很多名字，他对真正的大问题感兴趣”。他在分析哲学和欧陆哲学之间，在哲学和其他人文学科之间，在历史和现实之间，在论证和修辞之间，来回穿梭，纵横驰骋，旁征博引，游刃有余，显示出对大问题的大胸怀。阅读罗蒂的著作，往往让人叹为观止，他怎么能读得了这么多的东西，而又能将它们化为随手拈来、为己所用的材料？在罗蒂的书中，哪怕是在他临终不久前所写的作品中，你看不到一点暮气。他的文字总是那么清新、富有朝气，或者用我们熟悉的话说，富有战斗力。我喜欢罗蒂这个人，也喜欢读他的作品。就这样，我慢慢接近了罗蒂。
2004年在上海的“罗蒂哲学研讨会”上，我终于见到了这位充满争议的人物。那是一个十分炎热的夏天。当时的罗蒂已是73岁高龄的老人，距离他生命的终点不过四年的时间。我想那时罗蒂的身体状态一定已经很不好，他甚至取消了后面的访程安排。但就是在这种状况下，罗蒂还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逐篇阅读会议所提交的论文，并对所有的论文一一给出回应。直到今天，回忆当时的情形，一种感动的暖流，还会在我心头油然而生。这是一位将生命托付给学术的人。他从来没有过停止阅读、思考。
如今，斯人已逝，然盖棺论定仍为时遥遥。罗蒂思想的价值到底在哪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就我个人而言，之所以感谢罗蒂，主要出于以下几点理由：
第一，罗蒂使我重新看到了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活力。罗蒂是第一个站出来，高举“实用主义”大旗，要求对分析哲学乃至整个西方哲学传统，重新加以批判的反思的西方当代哲学家。实用主义在罗蒂的推动下，从西方哲学舞台的边缘重返中心位置，“实用主义复兴”成为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学术界最引人注目的话题。这一改变，意义深远。它不仅重新将“哲学是什么？”这样的元哲学问题摆在人们的面前，而且也为一系列重要哲学问题的解答提供了别具一格的视角。
第二，在弥合当代西方哲学的裂隙方面，罗蒂用功最勤，成就最大。20世纪西方学术界的一大奇观，就是英美分析哲学和欧洲大陆哲学的两峰对峙。这一对峙延续了理性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冲突，也反映了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深刻分裂。许多有识之士对此忧心忡忡，要为两大哲学传统铺路搭桥。在我眼里，罗蒂是这些人中的佼佼者。罗蒂对分析哲学语言的娴熟，对西方哲学史的学养积累以及对欧陆哲学的长期用功，使他能在这两大哲学阵营之间，挥放自如，辩说无碍。他自觉地将沟通两大哲学范式的努力与沟通哲学和文学的努力结合起来，为科学的人文化和人文的科学化，提出了发人深省的方案。
第三，在一系列重大哲学争论中，罗蒂的声音举足轻重。罗蒂虽然没有像一些哲学家那样，构造出以自己名字命名的“罗蒂定理”或“罗蒂命题”，但对一个追逐生活中的真实问题的哲学家来说，抱负不在这里。关键在于，罗蒂的解说，是否为原先的理解增加了意义含量。罗蒂对许多哲学家的“误解”，往往是富有创造性的，是为我们理解这些哲学家提供了一种新眼界。他借助着对这些哲学家的重新诠释，对几乎所有重大的哲学讨论，都给出了新颖的回答，成为不可忽视的一家之言。
第四，在很大程度上，罗蒂是带我重新审视西方哲学的引路人。顺着罗蒂的目光，我看清了从柏拉图到整个当今西方哲学的脉络。在此之前，从杜威那里，我已经有了一幅类似的图画，而罗蒂既延续了这幅图画的当代部分，又为它添加了重要的细节和色彩。
罗蒂当然还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但我不想用“一分为二”的俗套，再来对他的不足做一番评述。不，我不想这么做。我想说，罗蒂是位能让我激动的哲学家，哪怕是他的错误，也会让我兴奋，激励我进一步思考。这样的哲学家，其实并不多见。
《罗蒂自选集》（包括《实用主义哲学》、《后哲学文化》、《后形而上学希望》等），[美]理查德・罗蒂著，林南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1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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