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欧洲新教育”，除了专业的教育研究者之外，可能没有多少人会知道。然而，那本反响巨大的《窗边的小豆豆》，想必
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有许多教育家开始创办“新学校”，以实践自己的教育理念，这就揭开了基于新人道主义、以儿童为中心、强调教育的启发性与和谐性的“新教育运动”的序幕，与大西洋对岸美国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遥相呼应。相对20世纪上半叶的战争威胁和经济大萧条来说，新教育运动充满了爱心与创造力，成为那个动荡的年代中温馨而快乐的少有一页，也成为阴云密布下的一束希望之光。
鉴于新教育运动的重要性，我国教育界和思想界从20世纪20年代就开始对其关注，时至今日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在其基础之上，吴明海的专著《欧洲新教育运动的历史研究》对欧洲新教育进行了比较系统和深入的探讨。以往有关欧洲新教育运动的研究，或者以专题的形式存在于外国教育史和课程与教学论等研究著作之中，由于篇幅所限，能概其全貌而难免遗漏生动的细节；或者专门讨论新教育在某一时期、某一地区、某一方面的问题，虽然深入但在概括整体面貌上不免有所欠缺。相对而言，该书或许是国内学界第一本以欧洲新教育为专门研究对象的著作。作者全面论述了欧洲新教育运动兴起的背景、历史进程以及具体实践和理论探索等各个问题，从文化模式、理念和特征等角度对其进行了综合性分析，并探讨了新教育运动的历史性评价和现实启示；其中，主体部分详细地介绍了各国的新教育运动实践，采用了很多学校的具体例子，对案例的论述也深入到课程、运作、特点、演变历史和新教育家生平等方方面面，同时还专章分析了不同时期新教育家的理论。在全面掌握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欧洲新教育运动进行全方位和详细的讨论，这是本书的第一个特点――当然，这也是其题中应有之义。
该书就欧洲新教育运动提出了许多新鲜而有价值的观点。首先，作者将新教育运动的发展阶段与人的生命历程相类比，阐述了其自发兴起、自觉成熟、承负使命、甘当助手和终结的五个时期；结合不同时间段的特点，作者讨论了各个时期的发展特色――这一观点较已有的阶段划分理论有很大不同，更为准确、鲜活。其次，作者在书中不同部分详细分析了新教育运动产生的时代背景、理论渊源，特别是集中笔墨地阐述了新学校确切的源头――英国公学及两者间的关系，并以此为基础概括出蕴藏于新教育运动中继承与创新的辩证法。再次，该书并不是简单地罗列各个新学校的具体情况，更注重从不同案例中归纳其共性和个性，并深入挖掘学校间的网络和合作关系，在此基础上概括出新教育运动中互动与创新的特点。以上这两点就是分别从历时和共时两个角度分析新教育运动文化模式的结论。最后，本书作者没有使用传统上“衰落”、“衰退”、“消解”等负面意义较强的词汇来描述新教育运动的结束，而概括为“甘当助手”期与“终结”期，并对这一阶段新教育运动的发展状况做了较多的论述，尤以新教育联谊会与教科文组织的关系为重点，明确了新教育运动形式上的结束，并非意味着其精神的消亡。
作者认为，欧洲新教育运动具有广泛持久的启示力。作为历史研究，本书将欧洲新教育置于一个广阔的时间背景中来进行探讨，对其产生的原因和影响都做了深入的分析，进而概括出新教育运动的历史贡献和局限性。曾有学者认为新教育运动是“20世纪西方教育发展的重要起点”，对于这样一个论断，该书做出了肯定的回答，并给出了详细的证明。特别的是，作为一场教育民主化运动，欧洲新教育在战争年间面临专制主义巨大的威胁甚至是迫害，但最终坚持下来，并在战后的教育重建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种影响当时就开始扩展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地，并一直持续到现在，众多教育改革、政策制定都从中汲取了营养。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结合当前我国进行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这一背景，作者认为欧洲新教育运动在改革的前景、原则、策略等各个方面都有所启示，这一隐蔽于历史之中被忽视的遗产，或许可以给人们提供一中别样的经验和反思。
不过，该书虽然尝试从整体、宏观的角度来理解欧洲新教育运动，但是具体的叙述结构却比较传统，没有跳出背景-实践-理论-评价这一写作模式。或许这是因博士论文的性质使然，但确实使作者对相关理论和分析框架的解释显得比较薄弱，例如文化模式分析框架、课程与教学的相关理论等，进而使主体部分对新教育实践和理论的论述稍显零散。
不过，笔者阅读本书，一方面对于欧洲新教育有了宏观的整体把握，另一方面对于充满活力的新学校和新教育实践者们也有了具象的认识，每每想起风靡一时的两部好电影《春风化雨》和《放牛班的春天》。实际上，欧洲新教育所关注的问题正是教育领域甚至是人生中基本而永恒的问题，诚如作者所言：“新教育运动并没有‘寿终正寝’，就像河流汇入大海，以世界教育联谊会为标志，新教育运动汇入了更为辽阔的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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