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河北烟毒与治理研究》，肖红松著，人民出版社2008年12月第一版，33.00元
“虽然是含苞待放的蕾，但已关不住她艳丽、妖娆的本性。罂粟经过落红才能结出饱含毒汁的果实
有关近代中国烟毒及禁烟禁毒史的研究已日趋广泛深入，并呈现方兴未艾之势。但也正如作者在书中绪论所言，从学术发展的需要看，还存在有待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的地方。河北烟毒问题，学界一直未予以重视，这和河北所处的中心位置多少有些不符。在作者看来，近代河北一直是烟毒泛滥的重灾区，清代因其地处京畿，系华北烟土倾销的中心地区，抗战爆发前又处于日本实施毒化活动的前沿；因此，该省在烟毒泛滥方面除具有一般共性外，还具有自身鲜明的地域特征和时代烙印。
近代河北曾流传一首民歌《种大烟》，唱道：“青天那个蓝天紫咂蓝咂天，什么人咂留下呀种上个大烟；咸丰那个登基整咂五咂年，外国人咂留下呀种上个大烟；十亩那个地来八亩种大烟，还有两个二亩呀还是呀种大烟；大烟那个本是外国人咂留，传到那个中国呀害死那黎民。”从作者书中所引述的这首民歌亦可直观地反映出近代河北烟毒开始种植时的状况，以及对人民的危害程度。作者力图勾勒出近代河北在烟毒种植、制造、贩运、销售、吸食等环节的概况，并揭示出河北烟毒泛滥的地域特色。至清末，河北烟毒的种植面积尚小，且呈现出种植边远化、零碎化的特征，民国时期种植情形也不甚严重。日伪时期烟毒种植开始扩展，并基本形成以平津为中心的华北烟毒运销网络，走私群体遍及社会各阶层。而烟毒泛滥的原因，作者归纳为政府的驰禁政策导向、英日等国的走私以及毒化活动不可推卸的责任。此外，大量烟毒民的存在形成的巨大市场需求和其他社会因素也是烟毒蔓延的重要因素。
由于烟毒泛滥及其对国家社会所造成的巨大危害，禁烟毒也就成为政府与社会的应有之意。但在作者条分缕析地阐述了近代河北各界禁烟毒的成败得失后，发现烟毒屡禁不止具有更深层的原因。倚仗治外法权的不法侨民和军阀势力是近代河北禁烟毒无法克服的最大障碍，而禁烟毒主体的软弱及缺乏严格一贯的政策，终致烟毒不能彻底禁绝。然而，作者在指出这些问题后并未就此罢休。他还进一步分析了禁烟不绝因缘趋利的经济动因，即经济困顿下的利益驱动。对于这个“缘”，作者解释道，对官府而言，“缘”即手中的公权，对民众而言，“缘”即地缘、业缘及社会调控薄弱所造就的一切机缘。而风行社会的不良文化理念和社会心理则是造成近代河北禁烟毒无法避免局限性的更深层、更深刻的原因。这样解释近代中国禁烟毒得失成败的原因，倒也是创新之举。
在棉花开始传入中国时，曾有奇人，能知未来事，说：“此物入中国，衣被苍生，大利支那。后数百年，更将有一物输入，以祸支那人，可以亡种，可以灭国。”（[清]元和观我斋主人《罂粟花》，《鸦片战争文学集》，古籍出版社1957年，第279页）且不管这段记载的真实程度，但就其言辞中对烟毒流入泛滥对近代中国的危害足以触目惊心。现今毒品已成为世界各国所认同的国际性课题，联合国也将每年的6月26日定为“国际禁毒日”。凡此种种，也昭示出毒品问题研究的现实意义。作者也正是怀有这样深深的忧患进行烟毒研究，他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对历史的考察，而是比照今昔。反思历史，作者发现当代和近代的烟毒问题存在着某些相似之处。20世纪末，河北农村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屡禁不止，甚至有个别地方大面积种植，从地域范围看与历史上的种植区域有所重叠。据报告，晋冀交界太行山深处一个穷僻之乡，曾被人称为内地最大的非法种植罂粟之乡，到2002年种植达到高潮，“满山遍野，一块地挨着一块地，到处都是。”读至此，越发深刻地感到烟毒及其治理问题是需要全社会投入，是一场任重而道远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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