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李立三和李莎
在《我的中国缘分》一书中，李莎以细腻的笔触回忆了她与李立三浪漫的跨国爱情故事，同时也为我们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
细节，从一个侧面回忆了中苏重大历史事件，如苏联的“肃反”运动、卫国战争，新中国的成立以及后来的“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平反昭雪，中苏关系的变化等，提供了一个时代的缩影。
1945年春，战争即将结束时，我们家里又增加了一个新住户。那天立三下班回家对我说：“有一个中国同志刚从哈萨克斯坦来莫斯科，没有地方住，我想把他请到家里来，你看行吗？”
我毫不犹豫地答应说：“行，行！他什么时候来？”“马上会来的。”
不一会儿，客人果然来了。他是个中等个儿、身材瘦削、五官端正的知识分子，文质彬彬，待人和蔼。他的手指与众不同，纤细而修长，引起我的注意。我想，会不会是搞音乐的？一问，果然没错。
我说：“我一看您的双手，马上就猜出来了。很抱歉，还不知道您的名字。”
“我叫冼星海。”
冼星海，中国现代音乐史上的巨人，他的名字现在家喻户晓，但当时还鲜为人知，我就更不了解。向立三细问才知道，冼星海曾在巴黎学习西洋乐，回国后努力把西方音乐原理和中国民族旋律相结合，写出了震撼世界的《黄河大合唱》等许多优秀作品。他是一个满怀爱国主义激情的热血青年，很早就参加了革命，1938年入党，抗日战争时期到了延安，继续从事音乐创作。1939年苏联导演卡尔门来华拍摄有关抗日战争的大型纪录片，冼星海接受了为该片配乐的任务，随同卡尔门前往苏联。他长期患有肺病（这是当时知识分子中的常见病），延安缺医少药，党组织考虑到他的身体情况，希望他在苏联能治好病。不料，冼星海在苏联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坎坷。他顺利完成为抗战影片创作音乐的任务后，便迫不及待地动身返回延安。但此时国内外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回国路线受阻，冼星海被迫滞留在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又和苏方接待单位失去了联系。他人生地不熟，在苏联没有合法身份，领不到粮票，又身无分文，只能在旧货市场卖掉一些自带的衣物维持生计，处境非常窘迫。战争接近尾声时，他才经过一番周折来到莫斯科。这里他没有一个熟人，俄语也讲不大清楚，只听说莫斯科有个外文出版社，那里能找到中国同志。
冼星海一下火车，便直奔出版社中文部，碰到的第一个中国人就是立三。他们两人原来素不相识，但立三了解到冼星海的处境后，当场答应帮忙，让他到家来住下。我听到冼星海的坎坷故事，也十分同情。冼星海离开延安时指定到共产国际机关接洽，但此时共产国际早已解散，不复存在，他该找谁呀？立三给他出了个主意，只有找红十字会，重新办手续。但我知道，这是需要时间的。不怕客人住的时间长，只怕住得不方便。我们家连一张多余的床都没有。
立三说：“没有关系，让客人睡我们的床吧，咱们俩将就一点儿，睡木板地也行。”
我们在地上铺开一个薄薄的褥子，就这样睡了一两个月。
冼星海是很谦逊、懂礼的人，谈吐文雅。他不懂俄语，但会讲一口流利的法语，英语也很不错，我和他用法语交谈。他最喜欢和一岁多的小英娜玩耍，经常逗她笑，要不就在屋里玩捉迷藏。看得出来，他是很爱孩子的，每当他把小英娜抱在怀里，脸上就会流露出善良、温柔的微笑，平时的愁容也变得开朗起来。多年的苦难、无情的病魔无形中给他的心灵蒙上了一层浓重的阴影。他时常拿出一把带在身边的小提琴，站在窗边演奏以排遣内心的郁闷，拉的都是一些我不熟悉的东方乐曲，大概是他自己创作或即兴发挥的吧。悠扬的旋律沁人心脾，充满着忧愁和痛苦，也饱含着深切的爱，表达了一位流亡异乡的赤子对祖国深沉的眷恋之情。
冼星海经过一系列的努力和申请终于取得苏方的支持和关照，在“留克斯”招待所分配到一间房子。可惜，这一切为时已晚。冼星海搬出我们家不久，便大病发作，被送进医院。医生们作出可怕的诊断：他已患上白血病。我和立三闻讯后，赶快去莫斯科郊外一个高级疗养院探望。疗养院是花园式的楼房，空气清新，环境幽静。冼星海住的是单人病房，舒适、整洁。我们分手不到一个月，他的身体状况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消瘦了许多，形同槁木，颧骨凸出，但精神状态反而变得平静、乐观了。医生没有告诉他患的是不治之症，他一点也不觉得压抑，满怀信心地对我们说：“现在的医疗条件这么优越，我的病是肯定能治好的。”
我和立三只能强忍悲痛，婉转地鼓励他、安慰他。虽然医生竭尽一切努力，但冼星海的病情已近晚期，急剧恶化，终于在1945年9月被病魔夺去了他年轻的生命。临终，他躺在病榻上还在憧憬着未来，对前来看望的中国同志们说：“中国的民主革命胜利以后，一定要在祖国首都建立音乐学院，培养高级音乐人才。我想象中，音乐学院将是一座宽敞、漂亮的大楼，大理石的阶梯，墙上有明亮的大镜子，像一个名副其实的音乐殿堂。”
9月中旬，阴雨绵绵，我和立三及为数不多的几个朋友一起去郊外疗养院为冼星海出殡。我们冒雨站在院内，注视着放在担架上的遗体。担架上面简单地盖着一条棉毯，两条细瘦的光腿露在外面。我心里为之一震，焦虑地想：“外面那么冷，怎么没有把毯子给他盖好呢？”
但旋即又有一个想法刺痛了我的心：“天啊，他已经离去了，浑身冰凉地躺在那里，怎么会怕冷呢！”
我仿佛感到死神吹着寒气，从我的身边擦肩而过，勾起我心中的恐惧和悲哀。
冼星海遗体的火化仪式是在莫斯科的顿河修道院举行的。顿河修道院是16世纪末俄罗斯人打退了鞑靼人的又一次侵扰之后建立起来的，既是修道院，又是一座小城堡，成为了莫斯科外围防御工事中的一环。随着城市发展又变成了市区中的重要墓地，十月革命后就地建起了第一座火葬场，在市民中推广火葬。
出席告别仪式的人并不很多，有苏联作曲家协会及其他一些官方代表，还有一些冼星海的生前好友。苏联著名作曲家穆拉德里（《莫斯科――北京》等歌曲的作者）代表苏联作曲家协会致词，他高度赞扬了冼星海的音乐才华和创作成就。告别完毕，小乐队奏起古典哀乐，在小提琴揪心的哀乐声中，平台上井口自动打开，灵柩缓缓下降，消失在我们的视线之中，留在心中的是无尽的、深切的哀思……
冼星海从国内带来的一些手稿以及他在苏联期间继续创作留下的音乐遗产，全部留在了苏联，由一个后期伴随着他的犹太女人占有。这个人假借冼星海的名义为自己谋利，悄悄地拍卖他那宝贵的音乐手稿，供人抄袭剽窃。据说，苏联有不少作曲家，包括大名鼎鼎的穆拉德里在内，都不同程度地从冼星海的音乐遗产中得到了一些借鉴或启发。
冼星海的骨灰盒一直安放在莫斯科，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经中方反复交涉，苏方才同意移交给中方，由冼星海的遗孀专程赴苏带回国内。冼星海终于回到他生前日夜眷念的祖国。
现在，每当我去北京音乐厅时，抬头看到的便是冼星海的巨幅画像。冼星海微笑着，他那若有所思的深邃的目光迎接着我，也迎接着许许多多前来欣赏交响乐的中国新一代音乐爱好者。若星海有知，他生前的夙愿变为现实，他会感到莫大的欣慰！
(本文摘自《我的中国缘分――李立三夫人李莎回忆录》，李莎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年2月第一版，定价：38.90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