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学士及网民议论蜂起，浏览种种学识不凡的七嘴八舌的文字和言论，就好像目睹了其人愤然、勃然、超然、漠然、昏然和俨然的可掬之状，不知怎么一来，不禁又想起了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的鲁迅。
或有论者以为，面对险狠
鲁迅说过，“我一生中，给我最大的损害的并非书贾，并非兵匪，更不是旗帜鲜明的小人：乃是所谓‘流言’。”
“流言”的制造者，先有《现代评论》的正人君子陈西滢，后有新月社的批评家梁实秋。前者在女师大风潮中，发表吞吐曲折的《闲话》，说鲁迅“暗中鼓动学潮”；后者于“希望别人以文字得祸”的《答鲁迅先生》里，极巧妙地指示着，凡主张“文学有阶级性”的人，都是在做“拥护苏联”，或“去领卢布”的勾当。鲁迅斥陈某为“自在黑幕中，偏说不知道；替暴君奔走，却以局外人自居；满肚子怀着鬼胎，而装出公允的笑脸；有谁明说出自己所观察的是非来，他便用了‘流言’来作不负责任的武器”。指梁文是“给主子嗅出匪类（‘学匪’）”的“一种‘批评’”，是叭儿狗的行径，是比刽子手更下贱的“职业”。
使用“流言”的卑劣手段，“含血喷人”，在鲁迅看来，乃是“祖传的老谱”，“中国士君子的常经”。宋末即有所谓“通虏”，清初又有所谓“通海”；民国前先是说“康党”，后是说“革党”，民二以后是说“乱党”；再晚就是“共党”，乃至“学棍”、“学匪”了。里面皆“含着杀机”，因为这些名目、这些诨号中，是“藏着可死之道”的。
在北洋政府打压学生运动，监控教员言动的关口，陈西滢的《致志摩》中所谓“鲁迅，即教育部佥事周树人”，即使算不得“告密”，也可说是居心叵测的“揭秘”了吧。更歹毒下作的是，有人径去官里告密，亦即鲁迅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里说的，“以人血染红顶子”。在他的小说名作《药》中，向官府告发了夏瑜的，不就是他的伯父夏三爷吗？告密者领回了二十五两赏银，侄儿却被砍了脑袋。
1934年2月，鲁迅应日本改造社之约，写了三则短评《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3月发表于《改造》月刊时，改题为《火，王道，监狱》。邵洵美、章克标编辑的《人言》杂志第一卷第三期（1934.3.3.），译载了其中的一则，题为《谈监狱》，不厌其烦地又是加“译者附白”，又是加“译者识”，最阴险的是在最后的“编者注”中称，鲁迅的文章“最近是在查禁之列”，“此文译自日文，当可逃避军事裁判。但我们刊登此稿目的，与其说为了文章本身精美或其议论透彻；不如说举一个被本国迫逐而托庇于外人威权之下的论调的例子”，还说此文“意气多于议论，捏造多于实证”。鲁迅一针见血地点明，这是“以军事裁判暗示当局”，在“极高的手笔”中，藏有“甚深的杀机”。
曾有人替看文字不用视觉、专靠嗅觉的叭儿们辩护，说既然是想告密，为什么要出之以“公开的形式”？鲁迅这样回答他：“因为要告得像个‘文学家’的缘故呀”，要不然，他就得下野，排进“探坛”里去了。
鲁迅深受其害的这种事，此外自然还有多多，诸如“王平陵告发于前，周木斋揭露于后”，即曝露“何家干就是鲁迅的笔名”之类，那不过是从陈西滢那里学来的一点伎俩罢了，也便无须一一细说了吧。
1936年10月，鲁迅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发表了《半夏小集》一文，其中有云：
A：B，我们当你是一个可靠的好人，所以几种关于革命的事情，都没有瞒了你。你怎么竟向敌人告密去了？
B：岂有此理！怎么是告密！我说出来，是因为他们问了我呀。
A：你不能推说不知道吗？
B：什么话！我一生没有说过谎，我不是这种靠不住的人！
仅仅是短短的这么一段对话，便把此流人物的抵赖、狡辩、无耻、无赖的丑恶嘴脸，赤裸裸地活画出来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