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喜欢钟先生的这个观点。因为编辑做久了，往往会养成一些不良习性。比如，眼高手低，嘴勤手懒，思想空洞
其实，“两支笔”并不是编辑的专属。按照钟叔河先生的另一个观点，知识分子的身份，也可以根据他们的职业，划分成从事教育、创作和文化传播的三类人。其中的精英分子，会相应地成为教育家、作家和出版家。但是，我们稍作观察不难发现，这样的职业定义是无边界的，许多文化人都会携着所谓两支笔或几支笔，在这三个职业之间跨来跨去。一般说来，在他们的“多支笔”中，那支最“主要的笔”，决定着一个人的身份确认。
周振甫先生是以编辑工作为“主笔”的。他从事出版工作近60年，编了很多好书。其中最有名的故事，是编辑钱锺书先生的著作《谈艺录》、《管锥编》、《管锥编增订》，并且为之代拟目录。钱先生在《管锥编》序中写道：“命笔之时，数请益于周君振甫，小叩辄发大鸣，实归不负虚往，良朋嘉惠，并志简端。”但是，周先生又是一位勤于笔耕的人，他从第一部著作《班超》（1935）起步，流年辛劳，亦编亦写，数十年下来，竟然有50余部著作面世。而且他的写作文体独特，大不同于那些正统的学术文章，看上去更像是一篇篇高质量的编辑“审稿意见”。当有记者问，您一生著述丰厚，却终年“为人作嫁”，没有成为一位专业学者，不感到遗憾吗？周先生淡淡地答道，我是中华书局的编审。实际上，周先生始终是把编辑的那支笔放在首位的。即使做学问，做的也是编辑式的学问。所以我说，与其称周先生是一位学者型的编辑，不如说他是一位“编辑型的学者”更确切些。
鲁迅先生手中的笔，无疑是以创作为主导的。但是，他手中的另一支笔，却对出版投入了极大的热情。据吴永贵先生整理，鲁迅先生一生中创办过7个出版社：未名社、朝华社、三闲书屋、野草书屋、铁木艺术社、版画丛刊会、诸夏怀霜社；编过9种刊物：《莽原》、《语丝》、《奔流》、《朝华周刊》、《萌芽月刊》、《文艺研究》、《前哨》、《十字街头》、《译文》；编辑图书76种，丛书11种，自费印行13种，作序跋43种，校阅并介绍出版的40余种，共约2000多万字。即使是这样，我们仍然不能把鲁迅先生拉入编辑行列。因为他的编辑活动，是辅助于他的文学创作活动的。你看，后人赋予鲁迅先生许多称号，诸如文学家、教育家、思想家、革命家等等，却较少有人提到出版家。正是此理。
事实上，手执两支笔或多支笔的文化人，并不少见；但最终将创作、教育和出版三大职业一并做到极致的人，却很少见。比如，上面谈到的鲁迅、周振甫二位先生，都未能做到这一点。不过，有一个人做到了，他就是叶圣陶先生。叶先生是一位集教育家、文学家和出版家于一身的人。他为学生编写教材，他创作了丰富的文学作品，他从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直至人民教育出版社，一路走来。他一生都热爱教育，一生都没有停止写作，一生都没有离开过出版。尤其值得称赞的是，在叶先生那里，教育、创作与出版三个职业是平等的，他把它们建筑在一个同一的文化平台上，一视同仁。我觉得，这也是叶圣陶先生成就人生伟业的基础。
在这里，我之所以特别强调“一视同仁”，是因为在许多文化人的眼中，出版的地位是比写作和教育的地位相对低气的。编辑毕竟是一件苦差事。且不论“为人作嫁”的心酸，出版职业的基本特征，往往会使编辑队伍的群体，出现博而不专、甚至疏远高雅文化的倾向。如果再染上满身铜臭气，我们的职业形象，就会陷入更为不堪的境地。
当年胡适先生是很尊重出版的，他在1921年日记中写道：“得着一个商务印书馆，比得着什么学校更重要。”虽然，他不肯投身出版行业，依然做他的教育家、学问家与作家。他说，这是因为自己没有出版经营与管理的才能。
巴金先生在创作之余，曾经组建文化生活出版社。据记载，他的这一次“投笔从商”，只是为了扶助新人，出版严肃文学，维系文化血脉等。为此他招惹不少麻烦，有人攻击他为了钱，放弃了创作云云。1944年，巴金在《憩园》的“后记”中写道：“我开始写这本小说的时候，贵阳一家报纸上在宣传我已经弃文从商。我本应该遵照那位先生的指示，但我没有这样做，并非因为我认为文人比商人清高，唯一的原因是我不爱钱。”显然，在职业态度上，巴金先生是明确地站在“创作”一边的。至于出版，他只是“出于其他目的”的客串。“串”过之后，就又回归他的文学创作了。放下这段“历史是非”不表，单是争辩双方在有意与无意之间，表现出来的对于出版的轻蔑态度，就足以让那些怀有文化理想的编辑们感到寒心了。当然，这段往事也提醒我们的出版同仁，我们应该珍惜自己的名声，我们更应该珍爱自己赖以生存的行业。
行文及此，想到一件小事。那天我与几位朋友聊天，说到文化人如何喜欢两支笔或多支笔，说到“两支笔”如何有益无害。一位喜欢“抬杠”的朋友反驳说，也不尽然。比如善于取巧的人，尽可以握着“两支笔”，做编辑中最好的作家，做作家中最好的编辑云云。闻此言，我心中暗自骂道，臭小子，怎么心理如此阴暗？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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