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片化的历史学――从〈年鉴〉到“新史学”》，[法]弗朗索瓦・多斯著，马胜利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12月第一版，35.00元法国历史学家弗朗索瓦・多斯的《碎片化的历史学――从〈年鉴〉到
起初，年鉴学派对多斯的批评采取抵制和“冷处理”的态度。“他们商定永远不提及《碎片化的历史学》一书，并把该书提出的问题视为无端的攻击。”可是年鉴学派不得不正视新史学面临的危机。在该书出版的两年后（1989年），《年鉴》杂志发表一篇社论，承认其主要批评是有根据的，声明应当对以前的立场进行批判。尽管带有明显的论战的色彩，此书已被学术界视为一部全面评价年鉴学派和新史学的权威性著作。正如《再版序言》所说：“这本书已成为众多立论的源泉，以至于其标题已是表述第三代年鉴学派所代表的史学时期的约定俗成的用语了。该书出版后很快便在法国和其他国家产生了反响。”
人们一般认为，以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新史学”取代旧史学，是史学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例如，何兆武、陈启能主编的《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中专论“法国年鉴学派”的第十三章（由法国巴黎第一大学姚蒙博士撰写）说：“年鉴学派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史学危机的背景之下。”然而，史学危机只是年鉴学派产生的小背景，即内部背景，此外还有更重要和更广阔的社会背景值得人们注意。多斯指出，《年鉴》杂志诞生于1929年并非偶然，因为“法国社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有了明显改变，经济开始成为权力机器的主要部件。在19、20世纪，一向重要的经济因素成为了主导性制约条件，它涉及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并支撑着整个社会。为适应这种演变，史学论说也要与时俱进，这就是20世纪30年代的年鉴学派革命，也是认识论方面名副其实的断裂。在这场革命中，历史学家把目光从政治转向了经济。”由于经济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年鉴学派十分重视社会史及全面的历史，他们创立的杂志也因此取名为《经济与社会历史年鉴》。
不过，多斯并不认为年鉴学派是“全面历史”的首创者。伏尔泰等学者较早提出“全面历史”的想法，1900年亨利・贝尔创建《历史综合杂志》，提倡一种综合性的历史学。年鉴学派的观点则比之前人更鲜明，而且顺应时代的发展，有效地付诸实践。
年鉴学派在法国史学界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并且对全世界的历史学和社会科学产生重大影响。它的成功不仅在于提出新观点，并用新方法创造出举世瞩目的学术成就，还在于某些学术研究以外的活动，即运用各种手段建立自己的霸权地位。法国《外交世界》周刊评价说：“弗朗索瓦・多斯描述了年鉴学派大刀阔斧夺取权力的过程，及其在战略方面显示的巨大才能。该学派从不拒绝传媒、商业利益和广告宣传，因为在当今社会没有它们的帮助便会一事无成。年鉴学派先是夺取了社会学家曾试图控制的领地，并在其上建立起自己的霸权帝国，然后又借助天时地利，加上其诱人的说服力，收编了所有人文科学。在向读者介绍‘新史学’的来龙去脉和种种变化方面，弗朗索瓦・多斯是个难得的向导。”
多斯着力揭示年鉴学派如何运用一套行之有效的战略以推行霸权主义。首先是组建队伍和建立阵地。《年鉴》杂志无疑是主要的阵地，也是一面颇具号召力和影响力的旗帜，然而仅此还不够。“年鉴学派的成员夺取了传媒社会的所有关键岗位。……大多数出版社负责历史丛书的都是年鉴学派的人。他们身居要职，大权在握：哪些著作能够出版，哪些著作要打入冷宫，全由他们定夺。享有霸权地位的年鉴学派还控制着新闻机构，并用其宣传自己的出版物，从而保证其影响和争取更多公众。从研究实验室到发行渠道，法国的史学生产几乎都被年鉴学派所垄断。”在向大学和社会渗透的同时，年鉴学派致力于创立新的史学基地。1947年，费弗尔提请政府批准，设立了高等研究实验学院第六部――经济和社会科学部，费弗尔和布罗代尔先后任该部主任。第六部作为政府机构，比杂志和媒体拥有更大实权。年鉴学派利用它掌控国内外给予的研究资金，依据自己的需要安排研究项目和研究人员。
多斯多次强调布罗代尔的组织才能和称霸野心，说“他像君主和国家元首一样领导着他的事业。”布罗代尔“利用他手中的可怕机器奠定了一种体制基础，从而实现了第一代年鉴学派史学家梦寐以求的整合。”他将第六部作为“历史学家吞噬社会科学的重要工具。”法国其他学科的学者因受到压制而谴责布罗代尔大搞帝国主义，将他比作新的路易十四。
以强大的组织为后盾，年鉴学派全面出击，在两条战线上同时作战：一是对付内部敌人，与传统史学的论战成为年鉴学派的家常便饭。“他们抨击对手的语调充满论战色彩”，多为“严词攻击”和“毁灭性的评论”。同时他们不断向外扩张，全力收编其他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因为这两方面是相辅相成的。“为了摧毁传统史学，年鉴学派不惜采取任何手段。他们吸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和地理学家入盟并非为了对历史学进行无关痛痒的改进。”年鉴学派利用各种学科对付传统史学的过程，也是逐步征服这些学科的过程。“《年鉴》杂志两位创建人很明白：为了赢得牌局，仅和其他社会科学和睦共处是不够的，只有将他们并吞才能最终获胜。这表现了年鉴学派的本性。该学派各阶段的论说都表现出非凡的搜罗、捕捉和俘获能力。”这与人们通常理解的“跨学科”研究或多学科的对话与合作显然不尽相同。
为权势集团服务也是至关重要的。“历史和权力向来密切相关。20世纪的权力与以往有所不同，年鉴学派的力量在于成功地依附于这些新型权力（即以上所说的经济权力）。而权力则利用历史学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性。历史学家将某种意义赋予政权，并成为其合法性的担保人。”书中说，后期的《年鉴》杂志与银行家、金融家、资产阶级政客和技术官僚们的关系日渐密切，而这些人正是政府倚重的力量。就这样运用全面的战略手段，“年鉴学派通过运动战建立起庞大的帝国”。
除了集中介绍年鉴学派争夺权力的过程外，该书也论述他们的学术成就。多斯对年鉴学派三代人的评价明显不同：对第一代的代表人物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给予高度评价，对第二代的首领布罗代尔既充分肯定、也提出一些批评，对第三代则主要持批评和否定态度。他指责以勒华拉杜里为代表的第三代年鉴学派违背“祖训”，一方面否定人类中心地位的历史观念，另一方面，将“整体的历史学”变为“碎片化的历史学”。
总的看来，多斯认为，年鉴学派对以往的方法学派（传统史学）持完全负面的看法，采取彻底否定的态度，未免有些极端。他提出：“更新史学论说和创立真正新史学的使命落在主张总体历史的史学家肩上。历史学若要重新成为马克・布洛赫所称的研究变化的科学，它就必须与年鉴学派中占主导地位的永恒时间说实行决裂。”要复兴历史学就必须恢复被年鉴学派抛弃的事件。多斯并不希望回到传统史学的事件史学，而是要对事件进行区别和选择，“我们应该避免只在讲述无谓的事件和否定事件这两者之间进行选择。有待复兴的应是那些与结构相关并由结构促成，可引发创新的能指事件。‘真正的现代科学只能在承认事件的基础上起步’（莫兰语）”。
英国学者彼得・伯克也看到了年鉴学派争夺权力的那方面，说“费弗尔和布罗代尔两人都是令人生畏的学术政客”。但是他的著作《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1989》（刘永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为了集中介绍年鉴派的学术成就，很少涉及那些“争权夺利的斗争”。台湾学者汪荣祖的《史学九章》（三联书店2006年版）对第三代年鉴学派的评价与多斯的批评不同，认为他们开展多种史学研究，扩大了研究领域，并且突破该派的禁忌，回头研究政治史和事件史，“呈现百花齐放的景象。若说这种发展是在挑战布罗代尔，毋宁说是学术领域的更上层楼，布罗代尔未必不乐观其成。”看来他并未把史学的“碎片化”和“违背祖训”看作是坏事。
当今世界学术的发展变幻莫测，新方法、新学派层出不穷。对年鉴学派的反思是一种必然趋势。美国学者格特鲁德・希梅尔法布的《新旧历史学》（余伟译，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认为现在的情况是“旧史学不旧”（因为传统史学的政治史、事件史和叙事史已受到人们的重新重视）“新史学不新”（因为还有更新的史学不断出现）。他把人们通常说的“新史学”命名为“旧新史学”，以区别于其后的“新新史学”。
尽管反思旧史学是一种历史趋势，但是像多斯这样从学术与权力的关系来反思则值得我们重视。以往人们仅仅把学术成果和学术流派看作是平面的、书本上的东西，而忽视了学术自身是如何运作和生成的。实际上年鉴学派的不少学术观点都是为了应对论敌而提出的，例如布罗代尔为了对抗列维・斯特劳斯人类学的永恒结构理论，而提出他的著名的“长时段”理论，“他以历史学家的王牌――时段来对抗列维・斯特劳斯”。后人在反思年鉴学派理论时，对此论的片面性提出批评，却没有注意到学术的缺陷是非学术因素造成的，如同多斯所尖锐指出的，历史学家并非是天真无邪的。在我们看来，如果一种学术需要靠权力来推行，如果学者出于强烈的主观目的去研究，那么这样的学术成果本身也是十分需要质疑的。在世界范围，年鉴学派的影响不仅历时长久，而且广泛深刻。我国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对其也多有介绍，然而我们能听到的只有普遍赞誉和推崇之声，在这种情况下，听听多斯的这种不同的声音是大有好处的，至少它能让我们避免陷入“偏听偏信”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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