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联出版社以《祝勇作品集》的形式集中推出了他的大历史散文系列，首先编辑出版的是《旧宫殿》、《北方》、《江南》和《帝
私心认为，《祝勇作品集》的出版，是散文界，乃至思想文化界的一个大事件。因为他的历史文化散文是此类写作的一个“异数”，是别样的文本，有思想者的独立的规范。
一个时期以来，历史文化散文都被余秋雨的文本覆盖了，产生了一种盲目的“狂欢”。但是在这种余氏“催眠”中，祝勇是一个高声说“不”的人。他认为余秋雨的所谓大历史散文，其实是“小”的――选一点文献，点染一些文学趣味，拉开一个“鸟瞰”的架势，放纵想象，虚张声势，指点江山。正如钱基博评价五四之后的新散文，初读喜，继读疑，终读诋。通俗地说，刚开始阅读，确有些别开生面，让人眼前一亮。但一读下去，东摘西引，支离破碎，漏洞百出。读到最后，除了一团化不开的空洞情绪，史论稀松，事实模糊，思想稀薄，少有贡献。一句话，余氏之文字，是大而无当的热烈，拨云见日之后，原来行之不远，未曾真正走上大历史散文的轨道。
面对余氏文本的“狂欢”，祝勇是颇忧愤的，他曾一度摆出了点刺反拨的姿态，写过几篇论战文章。但是，他这样的努力是徒劳的。
祝勇毕竟是个思想者，他有足够的自省意识。他很快转入沉潜状态：既然别人的“规则”总是遮蔽和覆盖自己，要想获取独立的话语权力，不如扎扎实实地构建属于自己的话语“规则”。
他做对了。
几年的孤灯黄盏，他成建制地推出了自己的系列作品，就像地火渐渐地朝天际里烧去，呈不可阻拦的燎原之势。
他让我们惊喜。
研读他的文本，他的书写“规则”，就是着眼于卡尔・贝克尔所说的“简单的史实”，潜入历史河流的底处，摩挲历史的细部，用“细节”说话。正如他在《帝国创伤》自序中所说――
“晚近以来的中国历史是一部辛酸的历史，这是人所共知的，之所以还有重述的必要，缘于回望这段历史时，我们会发现，每个历史片段中，都包含着某种悲剧性的错误。这些错误往往被气势恢弘的悲情故事所淹没，历来不为人重视，只有时过境迁，我们在各种尘封的史料中穿行，以抽丝剥茧的耐心，像观察一件生物标本那样，重新打量那段往事时，才会意识到，一些蛰伏已久的关键性因素，对中国历史所产生的影响。大历史，从来都是由小事件构成。本书就是一本关注大历史中的小事件的书。它由一系列鸡毛蒜皮的情节构成，试图以一种更加精细的手法，使我们观察到事物内部的联系――那些齿轮与杠杆究竟是怎样联动，并最终推动一台庞大机器的运转，而一粒砂子，怎样在不经意间，使所有的老谋深算泡汤。”
事实上，决定历史进程的，往往不是取决于道路，而是行走的“脚”。如果鞋底有一粒砂石，疼痛比坎坷更让人难以承受，会迈不开步伐，因而也就没有征程。所以，祝勇的写作规则，是关照脚之于砂砾的感受，是入世的――逼近真相，贯穿理性，揭橥本质。
在技术层面上，祝勇注重第一手文献的运用，从大处把握历史的脉络；又从山水人文中“复原”生成的环境；且用文学的叙述，使蒙尘的“细节”熠熠闪光，营造出可触可感的历史“现场”，既见岁月，也见人。
他的文本，被莫言、刘心武、邱华栋、敬文东等人称之为“跨文体写作”，有综合质素。历史学家能看到大历史的风云际会，思想者能受用到智慧的周密照拂，文学家能捕捉到诗意与美，普通读者能感受到情感的温暖与人性的浸润。换言之，史实上的运笔，好像有剑桥中国史的品质，思想上的阐发好像有王元化、李慎之的心脉，文学的意象，好像有夏多布里昂《墓畔回想录》的格致。
这是一种“复合型”文体，对大历史散文这一体裁，祝勇有开创之功。
靠“细节”的引渡，他打通了历史、地理、哲学和文学诸种人文学科的界限，融会贯通，相互作用，文字的信息量就大了。
如果把历史比做一个巨人，余秋雨的所谓大历史散文，只能让人看到这个巨人留下的阴影，祝勇的大历史散文，则让人看到巨人的表情、咳喘、心跳和移动时的步伐及足迹。读者在阅读时，不再是旁观者，而是在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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