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是培养人才的事业；而出版，则是传播文化知识的重要手段。教育出版于国于民意义之大，毋庸赘言。
■今年是新中国六十华诞，在她的怀抱里，高等教育出版社也走过了五十五个年头。两相对照，高教社无疑是新中国教育出版领域里的先行者。
■从本期开始，本版将陆续刊登系列文章，以事件、出版物为由头，重温高教社的历史。有心的读者，当可从中一窥新中国教育出版的成长轨迹。
1954年5月，高教社创建于北京宣武区琉璃厂170号
1960年4月,高教社迁址北京东城沙滩后街55号
1955年9月的一天，在上海交通大学一间普通的教室里，突然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一位精神矍铄的老人兴奋地拍着一个略显青涩但充满自信的年轻人的肩膀。这位老人，是当时数学界的泰斗朱公瑾先生，而年轻人，则是后来的全国工科数学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中国数学学会生物数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陕西省生态数学专业委员会主任、2003年的国家首届教学名师奖获得者――马知恩教授。
据马知恩教授回忆，上面的场景来自他刚到上海交大教书时的第一次试讲。想起当时的情景，马教授说：“当时上海交大数学系的教研室主任就是朱公瑾教授，他要求年轻教师在教研室试讲，我当时刚到学校教书，是最年轻的一个，也参加了试讲。我的那次试讲非常成功，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朱公瑾教授坐在第一排，带头给我鼓掌。而我之所以当时能够讲成功，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在试讲之前仔细研读了《数学分析简明教程》（［俄］辛钦著，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时隔50年后，马知恩仍然清楚地记得，当时他试讲的是定积分，从定义一直讲到牛顿-莱布尼兹公式。这是一段思想性很强的内容，对当时的青年教师来说，要讲好这个，是有相当难度的。恰好，当时高等教育出版社刚出版了《数学分析简明教程》，书中对这一思想论述得非常透彻。马知恩很欣赏书中的逻辑性和一步步发展的内容体系，他很自然地接受了这种观点，并按照这种思维来做第一次试讲，讲得很成功。
至今提到这段往事，马知恩的内心还保留着最初成功的兴奋。“那次我作为最年轻的教师可能比其他的老师讲得还要好些。朱公瑾教授为此对我非常赞赏，第二年还要破格提升我，我的工资也跳了一级。老一辈师长们的鼓励，增强了我教好书的信心，也激发了我教学的兴趣和热情。”
“其实，我们就是读着高教社出版的苏联教材长大的。”马知恩感慨地说，“我们这一代人的基础都是靠这些苏联教材积累起来的。苏联的教材和英美的教材不一样，苏联教材的基础很扎实。这对我们搞数学的人而言，起到很大的作用，不仅是从中学到了知识，也学到了一些基本的思维方法，令我们受到了最基本的数学思维熏陶。苏联教材的风格可以说影响了中国好几十年，特别在当时，新中国成立不久，把英美的东西都丢掉了，百废待兴。这些高教版苏联教材对中国人才的培养与促进成长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一直到现在，这些教材还在影响着我们这一代人的教育思想。”
其实，马知恩的回忆不止代表他自己，也印证了一个时代。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让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也随之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的《共同纲领》就提出：“应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1952年，中央决定主要通过学习苏联高等教育经验，建设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体系。从这一年起，全国高等学校开始以苏联经验为样板，进行大规模的院系调整，同时以苏联高等学校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为“蓝本”,进行教学改革。而在这场轰轰烈烈的院系大调整时期，教材严重匮乏的问题突显出来，进而这一问题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有鉴于此，1952年11月，教育部发出通知，要求各高等学校制订翻译苏联教材的计划，并颁布了《关于翻译苏联高等学校教材的暂行规定》，对翻译苏联教材的原则、组织、规划等作了规定。
应时而需，1952年12月25日，高等教育部成立，并在教学指导司内正式设置了专职的教材编审机构――教材编审处。教材编审处后来成了组建高等教育出版社的重要基础，编审处工作人员也顺理成章成为高等教育出版社的重要成员。
据原教材编审处审校组的成员祝世华先生回忆：“在教材编审处审校组的近一年时间里，我深感任务艰巨，责任重大。因为我们审校处做的就是‘把关’的工作，而这一工作直接影响到高校的教学质量。当时审校组的同志，除个别人外，都是新调来的大学毕业生，他们虽然学过俄语，但对如何保证翻译质量，其实心中没有把握。尤其是所涉及的学科面广量大，除医学专业外，几乎涵盖了各专业课程的教材。只要原苏联教材上有官方批准作为‘教科书’的字样，一律纳入教材编审处的组稿范围。因为上述原因，使得审阅工作难度极大。为了保证审阅质量，审校组内部严格实行两审负责制，让整个业务流程流畅地循环了下去。”
据了解，从1952年12月至1954年4月，教材编审处（高等教育出版社前身）承担了翻译苏联教材的全部组稿与审定工作。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积极协助各高等学校某些系科组织翻译苏联有关高等学校相应系科主要课程的教学大纲，作为改革教学内容的主要依据。教材编审处从苏联以及来我国教育部门工作的苏联专家处搜集到大量的教学大纲，组织相关人员进行翻译，供各高等学校参考使用。其中，综合大学方面译出了100多种（绝大部分为理科方面），工科院校方面译出了300多种，加上其他类型院校的，总计600种左右。
2.多方搜集俄文图书资料。为了解决翻译苏联教材所需的原版书问题，教材编审处陆续向出版总署、北京图书馆以及中国科学院等单位借到俄文图书1000余种；当时东北文化教育委员会编译处的工作结束后，东北文化教育委员会将编译处原有的俄文教学用书700余种、工具书及一般参考书200余种都转送给教材编审处；后来，出版总署又把苏联推荐给中国翻译使用的赠书中属于高等学校教材部分的500余种，也全部转送给教材编审处。这些，连同各高等学校俄文藏书中可供翻译使用的，总计达4000余种，5000余册。
3.制订翻译计划，有步骤地（先解决一、二年级的基础课和基础技术课，后解决三、四年级的专业课）、有重点地（以理工科为重点，适当照顾农林院校）开展苏联高等学校教材的翻译工作。
4.在开展苏联高等学校教材翻译工作的同时，争取到出版总署的支持，解决了教材的出版问题。出版总署把这一任务用“加工定货”的方式安排到当时尚为私营的排印科技书籍力量较强、条件较好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龙门联合书局三家出版单位。具体分工是：商务印书馆承担工科基础课和基础技术课教材的大部分，理科数学、物理、化学、地理四个专业的全部以及部分文史类教材：中华书局承担农科和生物专业教材的全部；龙门联合书局承担工科基础课和基础技术课教材的小部分。
但是，随着苏联高等学校教材中译本的品种和数量日渐急剧增加，不断增长的教材出版工作需求与印刷出版力量不足形成了尖锐的矛盾。教材编审处作为高等学校教学用书的编辑部门，经常要和三家出版单位就此进行协调、沟通，尤其是在排、校、印制过程中发生问题时，常常要往返联系磋商，耗费了许多时间、精力，同时也给承印部门增加了不少麻烦。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之后，各方面都感到这种方式已经不适应高等学校教材建设工作的需要，认为如果没有一个专业的出版社，很难完成日益繁重的出版任务，有必要成立专业的高等学校教学用书出版机构。
据此，1954年5月18日，在高等教育部教材编审处和商务印书馆基础上，高等教育出版社诞生。
从成立伊始，高等教育出版社就开始打着一场又一场的硬仗。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53年底，在高等教育部教材编审处先后组织翻译的1029种苏联高等学校教材中，已经发排的书稿仅为281种、410册，还有大部分书稿等待处理。并且，许多选题还有待进一步落实。责无旁贷地，所有这些任务都落到了新建的高等教育出版社身上。
当时，高等教育出版社的员工面对这些繁重、紧急的任务，克服了出版社初创时期人手少的困难，立即投入到一场争分夺秒抢时间出版高等学校急需的苏联教材中译本的战斗中。
这势必是一场“硬仗”。截至1957年12月底，在短短三年多的时间内，高教社先后出版了苏联高等学校教材中译本944种。在1958、1959年，又出版了苏联高等学校教材中译本413种。前后共计1357种，从内容上基本上完成了高等教育部的翻译计划。与此同时，高教社还影印了交流讲义80种，这解决了某些高等学校课程一时没有相应的苏联教材可译的问题，在教学上无书可用的困难。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教材，基本上满足了当时各高等学校理、工、农、部分社会科学以及中等专业学校基础课和基础技术课教学的迫切需要。
当年还是在大学数学系念书的学生张爱和、张小萍、郭思旭回忆道，在那个年代，并没有多少我国自己编写的数学教材。他们到学校的图书馆和新华书店去看一看，琳琅满目的数学专业教材和参考书绝大多数都是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从苏联翻译过来的，许多图书的作者都是苏联知名的数学家，译者也都是当时或者后来我国知名的数学家。说这些书培养了我国数学界的一代人并不为过。那时我们知道了菲赫金哥尔茨、斯米尔诺夫、辛钦、柯尔莫戈洛夫……知道了苏步青、赵慈庚、张禾瑞……
但是，谁都不会知道这些优秀著作的背后还有一群极富责任感的编辑，书中凝聚着他们默默无闻的工作与奉献。这些编辑当中，有一位在不久前刚刚去世，他就是老编辑邓应生先生，从他的回忆录《挣扎、求索散记》中可以得知，当年即将30岁的他，1953年9月到高等教育部教材编审处报道后，所负责的正是数学教材。
据他当时的同事祝世华老先生回忆：“我当时是审校组的副组长，经常有机会看到初审的稿子。其中邓应生先生的初审稿子让我记忆犹新。大家知道他没有上过大学，靠自学成才，他不但具有扎实的数学专业知识，而且俄语和汉语的功底也很不错，再加上他写字很规范，有功力，因此看他的初审意见很顺畅、轻松。更重要的是，我还从中学到了如何写审阅意见的方法，并逐步积累的经验。从这一角度看，他是我的老师。”
1954年高教社成立时，他又来到这里，继续他的工作。笔者查阅了一下，从1953年到1956年这4年间，高教社引进的苏联高校数学教材大体可以说是门类齐全：既有综合性大学的，又有高等师范的，既有教科书，也有习题集，粗略估计约有上百种之多。但在如此大的工作强度面前，承担编辑工作的只有很少的几个人，邓应生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个。
虽然高教社初创时最早一批的老编辑很多已经作古，但他们用寂静的文字谱写出了时代的声音，这种声音伴随着高等教育出版社走到了今天。
（西安交通大学马知恩教授、高教社原党委书记皇甫束玉先生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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