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报》1946年12月9日副刊“浮世绘”上，关于“老舍否认原子谈话”的报道
最近，笔者为查找资料，把1946年至1947年的上海《文汇报》翻看了一遍。竟
曹禺老舍去美国讲学，将近一年，报间偶记彼等行踪，皆略而不详。正当举世纷纭，大议原子弹的时候，美国通讯社曾传老舍谈话，主张原子弹应守秘密，以出制苏联。以其不类此幽默作家口吻，群为惊怪。最近随冯玉祥氏挟国的吴组缃，到美以后，询及老舍，才知误会。据老舍自云，曾旁听欧美科学家讨论原子问题，事诚有之，但他们所讲的，多为科学术语，且多欧洲方言，听还听不懂，岂有班门弄斧，发表谈话的道理。
至于曹禺，到美之后，时有信札寄国内友好如佐临张骏祥等，据闻在美生活，不甚惬意，遇上问及中国政治问题，尤为奇窘，最近决定将于年内取道返国。（一知）
这则“消息”之所以珍贵，在于它为老舍赴美期间的一件疑案提供了另一种解释。
1946年3月5日，老舍和曹禺接受美国国务院邀请离沪赴美讲学，时限为一年。那时，正值美苏在联合国安理会上为“原子弹秘密应否公开”吵得不可开交。国内各政治团体的反应则泾渭分明，要么“亲美”，要么“亲苏”。就在这个敏感的时期，老舍和曹禺应邀出席了一个关于原子能的会议，某美国媒体在一则报导引用了老舍在该会议上的发言，并称老舍“反苏”。消息传到国内，舆论耸动，甚至有人撰文对老舍进行批评。
但由于迄未发现美国媒体当年刊发的那则消息，研究界通常称此事为老舍“原子谈话”疑案。
到目前为止，已公诸于世的关于老舍“原子谈话”的资料只有二则：一则是历史在场者的“口述实录”资料，一则是见诸他人日记的文字资料。
1985年《新文学史料》第1期刊载了克莹、侯?中采访曹禺的“口述实录”资料，曹禺在接受采访时谈到：
（1946年的某一天）我和老舍应邀出席一个科学家讨论原子能的会议。当时我们看到美国国务院特别派了人出席听会。会上我们又被问道：“应不应该将原子秘密向苏联公开？”老舍反对扩散原子武器屠杀和平人民，所以他回答说不应该将原子秘密告诉苏联。而日后美国报纸上刊载此消息时说老舍反苏。他们编造谣言，严重地歪曲了老舍讲话的原意。我看到美国的报纸后对老舍说：“你看把你的话歪曲到了什么地步？”而当时国内并不了解事情的真相和原委，有些人写文章批判了老舍。这是冤屈了老舍。(《老舍在美国――曹禺访问记》，记于1983年11月)
曹禺和老舍“在美国形影不离地生活了十一个月”，又曾一同出席这个会议，虽说是事隔近四十年，但以他的“过人的记忆力”，其回忆当不会有重大偏差。概括地讲，曹禺确认老舍在这次会上发了言，并明确谈到了“不应该将原子秘密告诉苏联”。
1986年《新文学史料》第4期刊载了叶圣陶1946年的日记，11月6日日记中有如下记载：
上午梅林来谈老舍事。老舍到美而后，美国通讯社曾发简短消息，谓老舍曾在某一会中发言，美国应保持原子弹秘密，以与苏联折冲云云。上海友人见此，颇不满于老舍，沫若、雁冰、田汉皆尝为文论及此事。其文传至美国，老舍大恚。大约通讯社之消息系有意或无意之误传，而沪友不察，遽加指摘，且执笔者均为支持“文协”之老友，尤伤其心。最近老舍致书与余及振铎、梅林，请辞“文协”理事，并退还前年“文协”支助之药费，于发言事并未直接提明，唯言到美后未公开演说。此事欲求弥补，转落痕迹，唯有俟老舍归来时当面一谈。庶几前嫌尽除耳。(叶圣陶《在上海的三年》)
叶圣陶在老舍出国期间代理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总务部主任，梅林为该协会的秘书，郑振铎是该协会的理事，撰文批评老舍的郭沫若、茅盾（沈雁冰）、田汉也都是“文协”中人。老舍为澄清此事给叶、梅、郑去信，有要求“文协”出面澄清意。然而，由于老舍坚称“到美后未公开演说”，显然有违事实，反而使叶圣陶觉得“弥补”事不易为。概括地讲，叶圣陶愿意为老舍澄清此事，但又担心弄巧成拙。
笔者发现《文汇报》上的这则史料后，马上寄呈资深老舍研究专家史承钧先生。史先生复信时附寄了他早年发现的另一则相关史料。该史料载于1946年10月1日上海《文潮月刊》1卷6期的《文坛一月讯》。全文如下：
曹禺及老舍致函其国内友人称：曹禺年内回国。老舍尚欲赴英伦。老舍并云在美除被赛珍珠女士邀作文艺讲演外，绝未作何“原子”讲演，对国内谣传表示不愿声辩，盖其自信谣传终必不攻自破也。（编者）
史先生说：“《文潮月刊》为张契渠主编，赵清阁为编委之一。消息应可靠。”
现在，解读老舍“原子谈话”疑案便有了四则史料，按照“发生”时序排列，则是：
1946年10月1日《文潮月刊》的《文坛一月讯》。
1946年11月6日叶圣陶的日记。
1946年12月9日《文汇报》的“消息”。
1983年11月记者访问曹禺的“口述实录”。
再细读如上史料，当可发现：一、老舍本人始终否认曾作“原子谈话”，叶圣陶等所见美国媒体刊载的老舍讲话内容大意为“美国应保持原子弹秘密，以与苏联折冲”云云，而曹禺只认定老舍说过前半句；二、老舍获知国内关于“原子谈话”的谣传后，曾两次致信国内，第一次是写给《文潮月刊》，友人随即以“编者”名义在《文坛一月讯》发布短消息代为辟谣。第二次是写给“文协”叶、梅、郑诸人，他们却因顾虑“欲求弥补，转落痕迹”，而未及时采取补救措施；三、1946年11月前后老舍在纽约见到陪同冯玉祥来美国“考察水利”的老友吴组缃，获知国内“文协”中人也曾误信谣言而撰文批评，“大恚”之下便给叶、梅、郑诸人去信，言辞中甚至有割席断交之意；四、吴组缃得知“原子谈话”的真相后，当即给《文汇报》去信，友人遂化名“一叶”在该报上发布“消息”，再次进行辟谣。
值得注意的是，老舍一再否认的是“绝未……讲演”（《文潮月刊》）、“未……演说”（叶圣陶日记）、“岂有……发表谈话的道理”（《文汇报》），其着重点在否认“讲演”、“演说”及“发表谈话”，并未涉及是否曾在会议上“答”过某人的“问”（曹禺访谈录）。
关于老舍“原子谈话”真相的考索，也许只能到此为止了。但老舍当年“反对扩散原子武器屠杀和平人民”的原则立场，却是毋庸否认的。这里另有两个有力的佐证：第一个证据是史承钧先生提供给笔者的，他在老舍当年正在创作的《四世同堂》第3部《饥荒》中发现了一句议论：“科学突飞猛进，发明了原子弹。发现原子能而首先应用于战争，这是人类的最大耻辱。”第二个佐证见于张桂兴编《老舍旧体诗辑注》，书中收进了老舍当年题赠吴组缃的一首诗。诗曰：
自南自北自西东，
大地山河火狱中。
各祷神明屠手足，
齐抛肝脑决雌雄。
晴雷一瞬青天死，
弹雨经宵碧草空。
若许桃源今尚在，
也应铁马踏秋风。
诗中“晴雷”一句描绘的就是将原子弹“应用于战争”的惨状。老舍反对“扩散原子武器”，其立足的基点是人道主义和民本主义，与当年戴着政治有色眼镜的“亲美”、“亲苏”人士似无共同之处。
附带提一句，曹禺提前于1947年1月返国，老舍延期至1949年10月离美。
傅光明在《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年1月版）中曾“推测”这件疑案对老舍后来行为的影响，他说：“如果老舍在从美国回国前有什么犹豫的话，这或许也是一个理由？”此说可备一格。
附注：张桂兴编《老舍年谱》将老舍与吴组缃在纽约见面、赠诗时间定在1947年10月，但吴组缃此时并不在美国。据方锡德编《吴组缃生平年表》（载《新文学史料》1995年第1期），“1947年7月，（吴组缃）在美国为修改文稿及其他事情，与冯玉祥发生意见分歧，辞事回国。”参看1946年12月9日《文汇报》的这则消息，可确定老舍与吴组缃见面、赠诗时间应在1946年12月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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